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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才儿童受教育权利保障经验与启示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在博客中的言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还就这个问题专门策划播出了一期节目。看过之后,感想颇多。从智力超常儿童所占的比例(如韦氏量表智商130以上的儿童理论上占儿童总数的1~3%)来看,让90%乃至更多的中小学生学习奥数确实是不可取的。但是很多人因此建议取消奥数,并引证说美国没有奥数(事实并非如此)却频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国有奥数却在数学领域成绩一般,云云,却不免有失偏颇。我们姑且不谈奥数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深层次的历史、经济、社会原因,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最初要求每个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机会均等。但是发展到现在,在保证每个儿童都能接受平等教育的前提下,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适切性教育(即每个儿童都有权利受到能适应其自身天赋才能和动机水平的教育),以及如何受到适切性教育则成为现阶段,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讨论的重点问题。关于奥数的争论其实也正是这个问题亟待解决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如何让智力超常儿童“吃饱”,同时又保护好孩子们学习的欲望,不让他们“在学会读书以前先厌恶了读书”,美国的经验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 美国天才儿童教育权利保障的历史与理念 　　 　　崇尚个性、标榜人权的美国在历史上就非常重视天才儿童的教育权利保障问题。美国的天才教育运动起源于特曼(Lewis Terman)与霍林沃斯(Lita Hollingworth)在20世纪50年代广泛倡导的研究。20世纪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特曼开展了比耐-西蒙智力测验量表的修订和美国化工作,并于1916年制定了作为全美智力测验先驱的斯坦福-比耐智力量表。在1921到1923年间,特曼及其后来者用斯坦福-比耐智力量表对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儿童进行了测量,从中挑选出智商在135~170之间的1528名儿童,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这项研究因其在天才教育领域中的空前规模而在1976年获得了由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科学贡献奖。霍林沃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她对天才教育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纽约市区天才教育和天才学生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1939年她去世。霍林沃斯对天才教育运动的贡献还体现在她的两本著作――《天才儿童:他们的天赋与培养》(1936)和《斯坦福-比耐智商180以上的儿童:起点与发展》(1942)――上。正是由于特曼和霍林沃斯在天才教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分别被美国的心理学家斯坦雷称为天才教育运动之父和天才教育运动之母。[1] 　　197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天才教育报告》,即著名的马兰德(Marland)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的学校忽略了天才学生。于是,美国在联邦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各州也有相应的专职人员和机构从事天才教育工作,并拨专款用于这项开支。由此,美国联邦政府几乎对各个州政府的天才教育计划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在美国,支持天才教育计划的组织还有:美国国家天才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n the Gifted and Talented,NRC/GT)、美国国家天才儿童联合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NAGC)、美国特殊儿童理事会才能与天才分会(A Division of 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The Association for the Gifted,TAG)、美国国家天才研究联谊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Research on Giftedness and Talent)等,并有众多学者从事天才儿童的鉴别和教育工作。 　　美国天才教育运动的发展和天才儿童教育权利的保障,无不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天才学生是不分性别、种族、社会和经济背景,以及地域的。不管是乡村、城市、还是郊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教室里都有一些有能力接受加速学习模式的学生。这些学生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学校里,从公立到私立,甚至到公私合营的学校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教育公平不等于绝对的平均,绝对的教育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理论与现实中,承认特殊需要儿童的存在,并试图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才是科学合理的。天才儿童同所有的特殊需要儿童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就社会意义而言,天才儿童更需要人们去研究、去培养。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不能因为出于人道考虑或同情弱者的心理所趋重视了弱智儿童,就可以不理智地对天才儿童予以忽视。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