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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项目政策变迁研究 　　摘要：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生的资助从《1965年高等教育法》的混合政策转向《1972年高等教育法》的单向资助学生，其立法政策子系统内部主要有支持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和支持资助学生两大联盟，当联盟之间的学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发生作用时，各联盟会改变自己的政策信仰进而达到妥协，达成新的信仰体系，促成政策的出台。 　　关键词：学生资助政策；政策变迁；支持联盟 　　 　　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对学生的资助，经济承受性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政策无法回避的话题，从《1965年高等教育法》到《1972年高等教育法》，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从对学生资助的混合政策转向了仅针对学生进行资助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在转变过程中又有何种博弈，就是本文拟探讨的内容，笔者将讨论放在支持联盟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 　　一、《1965年高等教育法》到《1972年高等教育法》：政策解读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放宽了大学的入学标准，同时也着力考虑学生的经济承受力，通过保持合理的学费水平和联邦提供贷款等形式鼓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5年高等教育法》（简称1965HEA）。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界碑意义的法案，该法案不仅体现了联邦政府把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而且第一次以学生需要为政策起点建立了“教育机会资助项目”（BEOGs）和“担保学生贷款项目”（GSL），从更大范围内以学生贷款的形式扩大了援助范围。此时联邦政府仍然采用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和资助学生相结合的混合形式。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资助分为三部分： 45%根据高等教育招收的接受BEOGs学生的数量决定，45%根据高等教育机构接受的其他联邦学生资助总额确定，只有剩下的10%根据研究生招生数量分配。正如约翰?司蒙所说的那样，“最初的1965年《高等教育法》可以看成是两种立场的折中。该法案授权拨付11亿美元中有68%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援助项目，而只有32%用于学生资助”[1]。 　　“到了1972年，学生资助的支配地位被永久的建立起来了。”[2]这次的修订更加重视对大学??教育机会平等和自由选择权的关注，补充教育机会助学金是《1972年高等教育法》（简称1972HEA）的亮点，既是对原法案的延续，也是对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的更大范围的补充。如果说1965HEA是由高等教育机构认定学生的资助资格，那么1972HEA则是由联邦教育部统一认定学生的资助资格，并直接将助学金划拨给受资助的学生；同时联邦政府继续延长原法案的担保学生贷款项目并增加了联邦对州政府的再担保，同时为了确保州的财政利益，还授权私人机构建立学生贷款的二级市场，扩大学生贷款融资范围和额度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学生贷款的风险。从1972HEA的具体内容来看，它考虑和补充了新的经济形势下学生资助的需求，并以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作为基础保障，并辅以其他相关资助项目，帮助学生按照自身需要在不同大学之间进行更好的选择。 　　该法案明确了联邦政府将“资助学生而不是资助大学”作为实现平等入学机会的主要政策方案。美国联邦政府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混合政策后，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逐渐形成自己的政策传统：直接向消费者――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工具，而不是向生产者――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州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工具。 　　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1972HEA学生资助政策基本偏离了高等教育机构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偏好，最终的联邦资助主要以直接面向学生的形式提供，使大学中多数贫困家庭的学生受益。依靠BEOGs和其他资助项目，他们不仅克服了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经济障碍，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学费水平、教育质量等因素在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大学之间进行选择，行使所谓的消费者权利[3]，而中产阶级的学生却难以得到联邦资助，面临“财政挤压”。 　　二、政策制定过程分析 　　《1972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授权过程是参众两院妥协，最后达成一致的过程。早在1967年末，以爱德华?摩根为首的白宫工作小组就设计了一组倾向于直接向学生提供资助的政策方案，并得到了总统的认可。1970年3月，总统向国会递交了关于该项政策的立法提议，但是遭到了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的共同反对，此后，行政系统开始对1970年政策方案进行调整，一方面加强了与国会相关成员的沟通，另一方面开始与高等教育利益集团展开广泛的对话和意见征询，最后将法案的职能定位于通过高等教育促进实验和变革。总统将新法案于1971年2月提交国会并再次受挫，而此时国会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政策方案。 　　议案的最终命运掌握在参议院中的相关小组委员会手中，时任主席佩尔向参议院提出了S.659号“1971年教育法修正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延长现行的所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