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沙漠化问题一项环境人类学研究.docVIP

草原沙漠化问题一项环境人类学研究 　　摘要：以毛乌素沙地北部边缘的B嘎查为例，本文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对草原沙漠化问题进行了考察。笔者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一套现代制度(草畜承包制度和市场机制)和其中蕴涵的文化(“私有地”的观念和“自然资本化”的态度)如何改变当地牧民原有的放牧模式、经济形态、合作精神以及自然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草原沙漠化的程度，指出现代性与沙漠化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沙漠化 环境人类学 现代性 　　 　　沙漠化乃当今生态危机之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沙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2006年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沙漠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2％。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1/4的内蒙古自治区是沙漠化的重灾区，在全国四大沙地和八大沙漠中，这里就有四个。建国以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的面积持续扩大，草原生态受到了严重威胁。草原生态危机已引起政府、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认为，沙漠化不仅是生态问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问题。在本文中，笔者以毛乌素沙地北部边缘的B嘎查为例，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一套现代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文化”是如何改变了当地牧民原有的放牧模式、经济形态、合作精神以及自然观念，进而加重了草原沙漠化的程度。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趋势――环境人类学，为本文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理解沙漠化问题提供了一种适宜的理论角度。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经历了一次十分显明的“转向”。之前，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代表的传统生态人类学主要关心封闭环境下某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而文化(主要指经济和技术手段)是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分别以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和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为代表。“转向”以后的环境人类学则受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等理论的影响，呈现出百家争鸣、各逞异说的态势。比尔赛克(Biersack，1999)将今日的环境人类学划分为象征、政治和历史三种流派。环境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权力与不平等、文化历史状况、知识生产的意义以及内外流动的重要性等(同上:278)，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环境人类学力图以更为辩证和互动的方式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关注环境之下的文化适应，而且关注社会文化对环境的建构，用一种新的“一元论”将生活世界中的诸种现实整合起来。(2)环境人类学将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地方”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关注全球人口、技术、资本和信息流动对地方社区的影响。(3)环境人类学带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和参与性，关注全球化条件下环境运动中的冲突、对抗以及权力关系，倡导一种更为公正和可持续的生态和社会关系。(4)环境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新的特点，如使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大量数据等(Kottak，1999)。总而言之，在今天的环境人类学看来，环境不再是封闭单位内某民族生存方式的简单而直接的原因，而是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 　　采用环境人类学理论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B嘎查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状况，我们发现，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实施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是两条关键性的主线：草场的承包使原本辽阔无际的草原被切割为一块块固定放牧的“库略”，破坏了牧业传统的流动性。“私有地”观念的建立对牧民原来共享互助的精神和对草原的整体关怀产生了威胁，造成“私有地”的悲剧；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深化使牧区经济和生态依附于外，同时现代社会的“自然资本化”态度将自然剥离出原本鲜活生动的整体文化脉络，建构为一种控制、管理、利用和增殖的对象。总而言之，在国家和市场的现代化力量占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价值观日益失效，原有的生产方式逐步被淘汰，社群合作逐渐解体。今天牧区出现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正可以从传统和现代，国家和社会的这层紧张关系中寻找原因。基于上述分析和思考，笔者认为，治理环境并不仅仅是加大科技和资金的投入，而且，尊重多元文化，增强参与型民主，从民族传统中吸收生态智慧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文献法和实地调查：一方面，笔者阅读了环境人类学理论、沙漠化研究和有关调查地背景的大量中外文文献；另一方面，笔者还于2004年夏和2005年夏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A旗进行了累计3个月的田野工作，选定B嘎查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并搜集了许多相关书籍、报纸和政府文件。B嘎查是A旗东南部的一个牧业嘎查，当地的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表现为降水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