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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立高校问责制实施及其启示 　　摘要： 美国公立高校问责制的实施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即由最初的外部问责制向内部问责制转变，由被动问责制向自愿问责制转变。外部问责、内部问责、自愿问责同时也是美国公立高校问责制实施的三个维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通过“全面问责报告”“威斯康星大学系统问责指示板”“大学肖像”三种方式平衡内外部的问责压力，成为美国公立高校实施问责制的典范。我国公立高校还没有正式引入问责制。在我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引入高等教育问责制，加强大学治理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公立高校未来推行问责制的努力方向，关键在于多元问责、集体行动、规范立法、弱化行政、信息公开等方面。 　　关键词：大学治理；问责制；美国公立高校；“大学肖像”； 威斯康星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6-0075-08 　　收稿日期：2017- 07-28 　　作者简介：韩延明（1958-），男，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高等学校管理研究；张明广，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校问责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高校问责制得到不断地完善。高校问责制的实施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由最初的外部问责制向内部问责制转变，由被动问责制向自愿问责制转变。在高校问责制发展变化过程中，美国公立高等院校走在了世界高校的前列。本文拟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例，探求美国公立高校问责制实施的经验教训，以期对我国推行高校问责制提供一定的镜鉴。 　　一、问责制与公立高校问责制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问责的含义为“责任追究”。但在英文中，问责的单词是accountability，为合成词，词根account的意思是解释、理由、描述等。Accountability的释义是有义务、有责任、可说明性等，是个名词。汉语语境下的“问责”，无论在词性还是字义上与英语语境下的“问责”有着很大的差异，它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主要偏重于对机关部门或行政官员的责任追究。 　　欧美学者很早就对教育领域的问责制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既有简捷定义性的，也有从技术、伦理、管理等多方面对其进行具体阐释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Trow）教授将教育问责制定义为：教育组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有责任向他人汇报、解释、证明和回答教育资源如何使用、效果如何，即谁要负责、负有何种责任、向谁负责、通过何种方法和手段以及结果如何[1]。马丁?特罗对教育问责制的定义，强调对外部诉求的应答性，强调对资源的合理利用。然而，高校在问责的过程中属于被动回应，缺少主动性。素有“问责制之父”之称的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利昂?莱辛（Leon?Lessinger）将高校问责制归纳为经济问责、学校监护问责、学校专业水平问责、大学预备问责、学生实际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问责五个方面[2]。概言之，即政府问责、专业问责以及市场问责。政府问责和市场问责，强调的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专业问责主要针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奥尔松（Arther V?0lson）和理查德松（Joe A?Richardson）认为，教育问责制是组织里的每一个成员为了某一对象，依据具体计划做具体的事情，并按照固定的时间去表达实在绩效的一种过程[3]。该定义把教育问责制概括为一种绩效表达的过程。在回答外部问责压力时，绩效确实能用量化的方式说服大众，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绩效只能作为问责的一种手段，追求绩效并不是高等院校问责的目的；问责的目的是改进高校的工作，促进高校更好地发展，为国家、社会服务。英国华威大学教育学院的兰森（S.Ranson）认为，问责界定着不同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并且与信息相联系，是一种追求特定目的的社会实践，为各种特殊的关系及评估性程序所规定[4]。该观点认为，之所以要进行问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对高校的信息知之甚少，而高校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又如此重要。正如布鲁贝克所说，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她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工具[5]。正因为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公?对其有着更多的关切，要求其公开信息，希望知道大学在做什么。 　　问责制可以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从不同利益主体出发对问责制下定义，各方面的回应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左。一些高校认为，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应付各种绩效报告、绩效预算和绩效拨款，占用了高校太多的精力，这种问责干涉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可见，高等院校的问责确实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如何协调平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