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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兼并指导准则演变及其对我国启示 　　摘 要：伴随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迅速崛起的欧洲与日本强大的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由哈佛学派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指导美国反垄断法实践长达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理论，改行效率优先原则，大大放松了对企业兼并的控制，推动了美国产业市场的寡头化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美国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代表，研究其兼并指导准则的演变，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建立企业兼并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兼并指导准则；结构规制；效率优先；演变 　　中图分类号：F1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2-0072-04 　　一、美国兼并指导准则的演变 　　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掌管对兼并活动的监控与审查，他们在不同时期推出兼并指导准则，为商业团体提供公共政策标准信息。该准则自1968年发布以来多次进行了更新，每次更新既反映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美国政界对待反垄断法律政治态度的变迁。 　　1968年首次发布的兼并指导准则中明确规定，在4企业集中率达到75%或更多的市场中，兼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4%、10%、15%，被兼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4%、2%、1%时兼并将受到起诉；如果主导型四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75%，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5%、10%、15%、20%，被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5%、4%、3%、2%时，兼并同样将受到起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司法部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将企业大小、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率等结构因素作为反垄断违法的唯一指标，在企业兼并上更多地考虑成本节约及其效果是否促进竞争[1]。 　　1982年美国司法部修改了兼并指导准则，首次采用赫芬因德指数作为市场集中度的评判标准。在高集中度市场，如果兼并引起的赫芬因德指数增加值低于50，则免于起诉；增加值在50～100之间司法部是否起诉，则取决于市场进入条件、公司行为、市场绩效等其他相关因素；增加值超过100，那么司法部将起诉该兼并。中度集中市场企业兼并导致指数增加值低于100以及任何兼并后赫芬因德指数值低于1 000，这种兼并一般不会受到起诉。可见，相对于1968年准则，1982年兼并指导准则对企业兼并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 　　1984年司法部颁布的兼并指导准则对兼并的态度更为宽松，表现在：（1）该准则在继续采用赫芬因德指数标准的同时，增加了认定企业兼并是否受到起诉需要考虑市场条件的变化、企业财务条件、外国企业的重要性以及从属企业扩张产量的能力等因素。（2）该兼并指导准则专门规定了企业兼并的效率效应，司法部在决定是否起诉某项兼并时，将考虑效率因素，如兼并产生的规模经济程度、生产设施更好地一体化、工厂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运输成本等。 　　1992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第一次联合发布了兼并指导准则。明确指出，只要不是为了产生或增强市场势力或者推动行使市场势力的兼并都将被批准。判断是否形成市场势力的关键条件有两个：一是市场的划分，二是市场势力的定性。修改后的准则指出，市场范围以可替代产品和生产销售的地域为划分依据，这样一来，有些产品的市场范围可以大到全球市场。市场势力的定性，以是否能操纵价格为依据，只要存在竞争者，哪怕是“充分的”潜在竞争者，大企业就难以长期操纵价格。 　　1997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又联合修改了兼并指导准则。新的兼并准则进一步淡化了市场份额指标，突出了效益指标，强调了兼并对竞争趋势影响的分析，提出了评价兼并对竞争效应的分析框架和具体标准，详细地解决了如何分析兼并行为是否导致反竞争效应以及特定的市场要素是否影响了这种效应。 　　这样，经过30年的过渡性转变，美国反垄断机构终于正式放弃了由美国哈佛学派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指导了美国反垄断法实践长达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理论，改行效率（效益）优先原则，大大放松了对企业兼并的控制，推动了美国产业市场的寡头化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美国20个工业制造业4企业集中度由1982年的37.7%上升到1997年的42%，8企业集中度由1982年的50.1%上升到1997年的53.7%[2]。 　　二、从结构规制到效率优先：美国兼并指导准则演变的理论基础 　　反垄断政策的变化与经济理论的变化是同步的。正如Kovacic和Shapiro（2000）指出，“反垄断法的发展是经济学和法律相互之间不断凝聚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是平衡的。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变迁，反垄断的理论依据和执行政策也发生了改变”[3]。 　　二战以后，以贝恩、梅森为代表的哈佛学派认为，企业数量越少、市场集中度越高的产业，越是容易发生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勾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