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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实施路径及启示 　　摘 要：文章从学术诚信教育的内涵出发，梳理了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实施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对我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高校学术诚信;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12-0040-03 　　 近年来，学术诚信问题成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不少学人开始或重新开始关注学术诚信问题，反映在教育方面则着重于如何开展富有成效的学术诚信教育。然而，学术诚信教育一直没能得到重视。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说：“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的学术公民所必需的其他知识和技能。”[1]他所说的知识和技能即学术责任感。 　　 唐纳德?肯尼迪的话也暗示了二十年前的美国学术界同样令人担忧，美国大学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高校逐步加强了学生的学术诚信教育，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率先作为，从学生一入校就开始利用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教育。笔者通过梳理美国学术诚信教育的历史经验，总结几点启示，以期为我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学术诚信教育的内涵 　　 成立于1992年的美国国际学术诚信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认为学术诚信包含五个基本价值观念：诚实（honest）、信任（trust）、公平（fairness）、尊重（respect）和责任（responsibility）[2]。美国科学三院国家科研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继承了该理念，认为学术诚信体现为一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即诚实、准确、有效率、客观[3]。密歇根大学研究科研伦理和诚信的Nicholas H.Steneck 教授指出，“对于个人来说，诚信是其道德品质和经历的一个方面，对于研究机构来说，学术诚信关系到营造一种提倡负责行为的环境”[4]。这一表述深受布迪厄场域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场域理论认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格式塔心理学也认为行为受行为环境的调节。由此可见，学术诚信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个体的行为，同时也是组织、环境以及制度因素的个体反映。这一界定对学术诚信教育影响深远，它指导着美国学术诚信教育由关注个体向关注环境和组织因素的重大转变。 　　 需说明的是，从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探索其与学术诚信的关系是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用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来引出并诠释学术诚信不失为一个客观而有益的视角。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来的。他认为，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科学共同体是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5]。波兰尼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表述具有社会学分析的特质，学术诚信是学术共同体内所有人员的价值取向，也是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和先行条件，是理应效行的基本行为规范。而这恰恰是波兰尼有感于当时学术圈内剽窃、造假行为频出而提出的。 　　 二、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历史 　　 （一）开端：加强立法惩罚 　　 20世纪中后期，美国学术诚信教育的规范化开始于医学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媒体接连披露了几起影响十分恶劣的学术不端事件：波士顿大学癌症研究人员马克?斯特劳斯（Marc J.Straus）指使其课题组人员及医院护士们在收集临床试验资料时弄虚作假等[6]。这些丑闻一经报道便在公众中产生很大反应，公众意识到自己一直信赖与支持的科学界同样存在着不道德的行为，更有甚者，学术不端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有意包庇和掩盖事实，在事件的处理上十分不积极。公众由此认为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美国国会不得不于1981年3月31日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听证会，对这些不端事件进行审理，而研究机构方面十分不配合，他们认为该事件被媒体和国会夸大了，国会是在多管闲事。结果，听证会后不久哈佛医学院又爆出一起研究丑闻，此后，国会痛下决心正式介入科研行为的管理，不再放任自流。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健康研究附加法案》，并于1989年增设了“科学道德建设办公室”（OSI）和“科学道德建设审查委员会”（OSIR），开始对学术界严加管制，严惩学术不端者。但是，上述两个机构强调对学者个体的调查及事后惩罚，大小案件均要对簿公堂，“东厂作风”、“强权思想”一度造成学术界人心惶惶。此外，缺乏相应的调查程序，也引发了研究机构对其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控诉。受这一事件的影响，大学也对学术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