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比较分析.docVIP

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比较分析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的珍珠，她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而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掣――苏轼，对词的革新，尤其在词境的开阔方面，将只写男女情思的词的范围扩大到可以写任何事物，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往往最为人所重视。《白雨斋词话》卷七中评价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更多提到的是他作为豪放派代表的爱国词、英雄词，其实田园词也是苏轼新开辟的词的新区。在苏轼之前，词根本没有言及农村的事物或景色。苏轼对词境的开拓也多被后代词家继承，其中尤以辛弃疾最有成就，无论是爱国词、理趣词、农村词、英雄词，还是咏物词和词前小序的应用，辛弃疾都有继承，且成绩斐然，以至被人与苏轼并提为“苏辛”。在此，仅以《浣溪沙》和《清平乐?村居》为例，将二者的田园词作一比较。 　　 　　一、在思想性上：苏词不如辛词成就高 　　 　　苏轼平生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总是勤政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实绩，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他对农田生产尤为关心，在各地兴办的实事也多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种关心表现在词中，就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中的创举，开拓了词的题材，扩大了词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为后来词人创作田园词开了先河。苏轼刚任徐州太守时，遭遇黄河洪水，组织军民抗击水灾后又遭遇旱灾，苏轼亲自到城东的石潭为民祷雨、雨后谢神。元丰元年（1078）他根据路途所见，即兴写下五首《浣溪沙》。在这组词中，他以纪实手法描绘了江南蚕乡的风土人情：初夏万物勃发的风光，“收麦社”和“赛神村”的民俗，辛苦劳作的场面，淳朴喜悦的农民，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图。求雨得雨，谢雨归来，作为一方之长的他心情是格外轻松愉快的，因此也有闲暇的心情去观赏周围农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词中洋溢着丰收后的欢快，一片百姓安居乐业、熙熙攘攘的快乐景象。今年的丰收，当然有词人求雨得雨的一份功劳。词人更多是在赏识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在赏识自我的政绩，表现出来的只是政治上的一份自信，难脱士大夫气息。 　　辛弃疾在40岁刚出头时就被罢官，隐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和铅山的瓢泉二十余年之久。政治上的失意，挫伤了他的积极进取之心，“兼济天下”的宏愿化为泡影，“独善其身”偏又寂寞难奈，于是山川田园的旖旎风光占据了他进退维谷的心田，陶冶了性情，促生了灵感。期间他熟悉了乡村生活，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也更多地接近了大自然，开始更广泛、更深刻地关注人生，而抛却了原来在官场的许多烦恼。生活感应了他，他也真诚拥抱这崭新的生活：他满怀深情地倾听农民倾吐丰收的欢乐，“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乐滋滋地分享农民的喜悦，“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与村夫交往频繁，“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正是因为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所以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托，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排遣壮志未酬的苦闷，这是一代英雄在平庸苟且的社会中不得已的选择。但词人对这片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热土，既熟悉又热爱，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融进词中，在一首首农村词里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 　　 　　二、在抒情角度上：苏词是“有我之境”，辛词是“无我之境” 　　 　　在苏词中，苏轼每每以农村生活的局外人身份介入词中，形成了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如《浣溪沙》第二首中的“道逢醉叟卧黄昏”的“使君”，第三首中的“问言豆叶几时黄”的“问者”，第四首中的因“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而“敲门试问野人家”的“敲门者”，第五首中“使君元是此中人”的“使君”。苏轼虽然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但他却深谙“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所以词人往往是站在士大夫的角度，以同情之笔抒写对民生的真切关怀。如第二首“麻叶层层苘叶光”，作者本着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带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在上片分别从视觉、嗅觉、听觉三方面，对农村的“耕”（麻叶层层苘叶光）、“织”（隔篱娇语络丝娘）进行描写，为他们的忙碌劳作而高兴；下片则为分散在田里“捋青捣??暖饥肠”的农民，为旱灾造成的恶果而担忧，他对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里，农民的饥苦是明察于心的，但他仍止不住内心的焦急“问言豆叶几时黄”，此时词人同情人民疾苦之情，跃然纸上。当词人对农村淳朴无华的生活有了如此真切亲近的认识之后，归隐之心油然而生，但“何时收拾耦耕身”（第五首）的追问中包含有“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责。因此，词人对农村生活的美化，对官场生活的否定，仅仅限于牢骚而已，宋代文人士大夫“先忧后乐”的献身精神决定了苏轼必然会在仕途上永远挣扎下去。 　　而辛词多是“无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