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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学思想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文学大家，其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诗特具独创的意义，被誉为宋诗之冠冕。诗学在宋代是一个创新与繁盛的时期，苏轼虽未留下诗学专著和诗话，但在论文、诗集序、题跋、诗歌及与友人的言谈中都有许多论诗的意见，体现了颇为丰富的诗学思想。他的论诗意见曾为宋人广泛引述，而且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早年的专著《苏轼诗研究》于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而书稿则完成于1984年，迄今已三十余年了。它虽为研究苏诗的第一部专著，而我甚感遗憾的是其中未论及苏轼的诗学思想。兹为弥补此遗憾，谨对苏轼关于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诗的风格、诗的范式等见解试为述评，以期复原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一 　　诗的本质包括诗的特性、诗的产生、诗的对象和社会作用，对这些问题苏轼均有较为独特的认识。关于什么是诗，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1]清人吴乔解释说：“无奇趣何以为诗！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2]此趣即趣味，它是使人感到愉快、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诗与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必须“合道”，文章表现一般的趣，诗则表现反常的奇趣。这样诗歌才会更为人们所喜爱，也才会使人们惊叹、感动，并受到感染。自唐代韩愈发起古文革新运动以来，古文家提出“文以贯道”的观念，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贯彻儒家之道。自此儒家之道成为一切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它即是文学的本质所在。北宋欧阳修继续完成古文革新运动，但他们对“文”与“道”的关系的理解，如苏轼所述欧阳修之语：“我所谓文，必与道俱。”[3]这将二者视为互相倚重的关系，由此使古文运动取得胜利。苏轼转述欧阳修之语的真实性已不可考，或者竟是苏轼的依托，显然他是赞成此说的。如果诗歌的本质即在于以儒家之道为归依，则必将成为政治伦理的说教而偏离艺术的特性。苏轼虽然主张诗歌“反常合道”，而他对道的具体理解却如其思一样的复杂，并非纯粹的儒家观念。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又混杂有佛家、道家和纵横家的思想。宋代学者由对儒家经典传注的怀疑，进而对《六经》也表示怀疑。苏轼即以为自孔子之后，《六经》之道已散而不可解，他说：“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他理解的圣人之道极为特殊，以为：“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乎人情。”[4]关于道的本体的形而上的理解，在苏轼的《日喻》和《广成子解》等著中是明显地吸收了道家的观念。由于他以“人情”的角度去认同儒家之道，因而对《诗经》的本质也有独特的认识： 　　《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达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变，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不当，是以其意可观，其言可通也。[5] 　　这否定了孔子“思无邪”之说，强调“三百篇”实为社会下层人民表达现实中的感受而发于情，故不能以绳墨法度去衡量。儒家圣人以为它们是最终合于仁义的，因而采取宽容的态度。诗表现人之“性情”，这出自汉儒的《诗大序》，此后性情说成为诗歌创作的本原。宋儒以为“性”乃人禀赋于自然，体现为“天理”，“情”则是个人后天之习染，存在邪与正两种倾向，入于“邪”即为“人欲”。苏轼论诗本于人情说，它与性情说相异，主张发乎情。这正是他诗论的进步性的表现，更切近于诗的本质。 　　苏轼为父执辈诗人颜太初诗集作序云：“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时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6]这对颜太初之诗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表明了苏轼的诗学见解。他以为诗歌应对社会现实有所作用，必须针砭社会现实，甚至如同粮食和药物一样具备实际的有益于民生的功能。如果说这是苏轼评颜太初诗的价值，但他晚年在论柳宗元诗时则明确提出了“诗须要有为而作” [7]的诗学原则，特别看重诗歌的社会作用。他晚年在诗里也表示了此原则：“《春秋》古史用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8]他崇尚《春秋》的义法，《离骚》的照世，视富贵利禄如粪土腐余，希望自己的诗文有补于世。苏门学士黄庭坚之诗尤具宋诗特色，格韵高绝而存在脱离现实的倾向。苏轼以为读山谷诗如见到战国时的高士鲁仲连，或唐代诗仙李白，使人在他们面前不敢谈鄙俗之事。因此他认为山谷诗“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9]由此可见“诗须要有为而作”并不仅要求诗具实用的价值，而格韵高绝的诗是在更高的思想与艺术的层次上间接有补于世。诗歌要起到社会作用，则诗人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现实有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提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