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旷达对其文学创作影响.docVIP

苏轼旷达对其文学创作影响 　　苏轼的旷达是其在北宋“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下，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濡染佛老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当时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苏轼的旷达给其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印记，主要表现为：以理驭情，清妙超然；搜研物情，理趣深邃；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关键词]苏轼；旷达；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5-0116-07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苏轼可谓迄今难以逾越的高峰：其文于唐宋八大家中堪称翘楚：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其词开创豪放派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而雄视百代；其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同时大家许为“本朝善书当推第一”；他还开了宋代文人画的滥觞，其画技被称为“玉局法”。苏轼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既是赵宋王朝社会土壤滋养的产物，更是他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旷达胸襟、超迈个性的文化披露和心灵绽放。通观苏轼一生，其自嘉?v六年（1061）二十六岁人仕，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十六岁致仕（卒于是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在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既有“入掌书命，出典方州”的荣耀，也遭遇了三起三落、身陷囹圄、屡遭贬逐的困顿屈辱。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苏轼“达观一视”吟啸徐行，以超然乐观的态度对待政敌的打击和生活的磨难，从容不迫地走过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 　　后人把苏轼的这种态度称为旷达。解析其旷达有助于认识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思想结构和心灵趣向，进而更准确地解读其文学品格。 　　一、苏轼旷达的思想来源 　　（一）儒家思想是形成苏轼旷达的精神基石 　　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其主调是积极儿童用世精神。但当政治主张不被君主接纳时，它又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两方面的结合便形成封建士大夫事君立身行事的基本信条。在专制社会里，君主的喜怒无常、党派之间的剧烈倾轧，随时都可能给封建士子的政治命运带来荣辱生死的遽变，因而如何对待仕途进退就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重大课题。苏轼的旷达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何为旷达？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作如此描述：“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晋书?裴?Q传》中将其阐释为：“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苏轼推崇旷达，他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提出，人生应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又在《与傅维岩秘校》中郑重指出“仕无高下，但能随时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可见，旷达，作为一种品格，表现为无挂碍于红尘俗世的超脱、飘逸；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则表现为心胸开阔，无所执着的一种达观超越。而在苏轼看来，“达”是与“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政治态度，从政者在仕途上不论职位高低升迁罢黜，都应“随时及物”勤于政事忧民惠民，做到心中无愧方好。这就决定了苏轼的旷达是与那种以不问世事、啸然尘外高自期许而实为逃避矛盾、消极避世的高人隐士精神大相径庭的。苏轼自鉴判凤翔入仕起就始终未脱离仕途，在他所经历的五位君主中，仁宗赏识他，神宗理解他，高太后重用他，这种为封建文人士子所企羡的君臣际遇使苏轼深感“蒙恩尤深”（《答王定国》），每每形诸歌咏，溢于言表：“毕命驱驰，未尝万一，怀安退缩，岂所当然。”（《杭州谢表》）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忠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宋史?苏轼传》），这都说明，苏轼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充满积极用世热情的。 　　但苏轼的政治命运不幸而多舛。熙宁年间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离朝廷，元丰二年又被权要以“谤讪新政”罪名投入监狱几至丧命。在其后剧烈的党派倾轧中更因秉性耿直、不能随时俯仰而大吃苦头，以垂老之年远放岭海几乎不能生还。这种仕途摧折使苏轼悲愤不已，欲仕不能、欲隐不忍：“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寄题梅宣义园亭》）苏轼反复流露了这种复杂矛盾而又痛苦扭结的心情。对此，苏轼的解脱之道是运用儒家“可处而处，可仕而仕”、“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精神来处理与君主仕途之间的矛盾，超脱名缰利锁的羁绊，对个人的升沉荣辱亦坦然不以为怀，从而形成了苏轼特有的一种忠而不愚、贬而不颓的从政风格，从其奏论文章中很可看出这个特点。比如苏轼认为身为大臣就应当“以义正君”（《大臣论》），不能卑论趋时苟合取容。但他并不赞许“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的所谓“忠臣义士”（《霍光伦》），而主张在遭遇挫折时要“忍”与“待”：“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这样才能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既可保全自己，又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