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川前道家因缘初探.docVIP

苏轼出川前道家因缘初探 　　【摘要】北宋士人多儒释道兼修，苏轼亦是如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佛道二家思想共同作用其身，形成其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对苏轼与道教的研究多侧重在其文艺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上，较少关注其少年时的道家因缘。本文拟从地域、时代、出生、读书和天性等五个方面来探析其出川前的道家因缘，有助于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研究。 　　【关键词】苏轼；出川；道家因缘 　　【作者简介】司聃，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G127；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2-0098-04 　　苏轼是北宋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等身，博采众家思想之长，形成了自己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哲学思想体系。学界普遍认为，苏轼作为一个儒家传统的士大夫，佛道二家思想共同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因苏轼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禅佛酬赠诗，且终身与参寥法师道潜、了元法师佛印、芝上人昙秀等几位高僧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故学界对苏轼的佛教因缘和禅佛诗文的研究颇多。相较之下，关于苏轼与道教的研究略显冷清。且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苏轼文艺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等方面。较少谈及苏轼早年的道家因缘问题。 　　苏轼景?v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至嘉?v元年（1056年）进京赶考首次出川，居眉州长达十九载；嘉?v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但母亲程夫人于当年四月亡故，故回眉州丁忧，嘉?v四年（1059年）再赴汴京。累计起来，苏轼在故乡眉州的时间共计二十二年之久，其出川前所受的教化与际遇对他之后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了解苏轼出川前的道家因缘，有助于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研究。 　　一、地域因缘 　　苏轼终身都与道教保持一种亲近感，这和故乡眉州的宗教气氛不无关系。眉州位于蜀地西南，相比中原，蜀地有其特殊的文化。蜀地多山水，巫风很盛，传古蜀王皆得道成仙：《蜀志》云：“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蜀人思之，为立祠，今庙祀之于湔。”又《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从，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蚕丛及鱼凫都是蜀国先王，据文中所载，鱼凫于湔山打猎时得道成仙，而三代蜀王都长命不死，追随者亦成仙，可见蜀人对长生不死神仙术的向往。 　　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无疑与蜀地的神仙文化相契合。也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教社团五斗米道便创立于蜀地，汉顺帝时（约130年）沛人张陵入蜀修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蜀人纯厚可教化、蜀地多山川，是张道陵选择入蜀修道的两个原因。蜀人“易可教化”是因为此地本就有求仙传统，既然有上古时期三代蜀王的追随者都成仙的例子，蜀地之人自然更容易对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产生信赖；“具多名山”则表明蜀地有仙境，大凡修道，必然要选择清静幽僻之地，多山川的蜀地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上来说，都是修道的不二选择。后张道陵在鹤鸣山著道书24篇，汉安元年（142年）正式传道。 　　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蜀地亦为传道重镇。当时共28家奉旨注疏《道德经》，而蜀地便有6家，同时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晚唐五代，前蜀二主王建、王衍崇道已入痴迷境，赐号道士杜光庭“传真天师”，举止做道人打扮，“帝谒永陵，自为夹巾，或裹尖巾，其状如锥”、“妃嫔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皇帝妃嫔尚如此，自然“民庶皆效之”。可见蜀地修道求仙之风的盛行。故乡厚重的求仙修道氛围无疑影响了苏轼，苏轼一生都渴慕着能够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诗文中也多有“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之类的句子，晚年被贬琼海时，仍旧幻想“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二、时代因缘 　　苏轼生于景?v三年（1037年），时仁宗皇帝亲政。虽“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但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则更受尊崇礼遇。 　　北宋崇道之风颇盛，细归纳有两点原因：一是沿袭前朝的传统，唐朝立道教为国教，将道教视为“本朝家教”，或云“皇族宗教”，对其扶植不遗余力。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统治者也对道教推崇备至，包括前朝的周世宗。周世宗虽大肆废佛，但却崇奉道教、优待道士。北宋接后周而建，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种种影响。二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为求江山基业千秋万代，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贤，以期将自己家族神化，巩固皇权。如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便声称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因此，立道教为国教，旨在显示出自己皇权的神圣性。北宋崇道亦是出于这种目的，宋真宗以《易传》中“以神道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