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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若干思考 　　〔摘要〕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社会层级结构；公民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5－0070－04 　　 　　观察和判断基层社会稳定的状态，可以通过以下数据：政府信访部门接受上访件次，刑事犯罪率、治安案件数，群体性事件数量和参与人次。从信访量看，虽然政府相关部门认为从2005年实施新《信访条例》后，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一些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信访量呈明显增加态势。再从群体性事件看，基层社会稳定状况更不容乐观。近年来全国群体性事件也呈上升趋势。由于涉及面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深远，群体性事件更值得关注。尽管引发群体性事件导火线和发展进程各不相同，但通过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并促使我们在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下思考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因素。 　　一、几起典型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评论 　　据《中国社会蓝皮书》有关资料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参与人数也逐年上升??①。从冲突对抗程度、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和造成的影响来看，比较突出的有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2006年四川广安事件、2007年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这些事件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我国群体性冲突的“标本性事件”，具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特征：事件由偶然意外事件引发，蔓延速度很快，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往往是因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引起怨愤，而借机对政府专政机关发泄。 　　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必须放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不平衡和利益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矛盾尤其突出。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也表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观念和手段有严重缺陷，加之在许多方面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不配套问题，一些历史遗留的和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动争议等问题而发生的社会利益矛盾增多。加之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许多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一些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蔓延，致使部分群众心理失衡，由此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触点”增多、“燃点”降低，往往一点就着，稍有不慎，小问题就可能引发大事端。 　　本文的分析主要选取“万州事件”、“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其中，石首事件是迄今为止暴力程度、警民对抗程度最高的重大群体事件。在长达80个小时内，石首警方对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解释，却强势要求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官方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终于酿成比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对抗直接指向国家专政机器，石首事件可能是社会冲突从社会性利益性冲突向政治性漂移的标志事件。 　　上述群体性冲突事件在不同时间地点发生，引发的导火线也是一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冲突起因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冲突的规模、激烈程度有所提高，地方政府应对措施和效果不尽相同，但它们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从事件发生演变过程看，民众表达了对政府和专政机构的不信任，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暴露无遗，参与者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逐渐累积，在事件中被激发出来了；第二，事件更多地体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即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是直接利益受到侵害，参与者很多是与事件无关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参与人数增多，人群成分更加复杂，暴力行为具有更大的盲动性，更具有情绪化宣泄的特点，也更加难于定性。第三，爆发社会群体性冲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某种程度的背离，政府能力恐慌，“全能型政府”驾驭社会秩序受到挑战，政府缺乏行政手段之外的维稳机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受到广泛的重视，国内理论界对此研究也全面展开参见向德平、陈琦：《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赵鹏、刘文国：《“发展”何以成“水火”――瓮安事件对发展模式的警示》，《?t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史云贵：《我国现阶段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思与应对》，《政治学研究》2009年 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