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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在法治中地位与作用 　　摘 要：法治是现代社会内在的本质要求，就此而言，不存在与法治并列意义上“德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排斥“德”的因素，相反，“德”同时也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并在法治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重视“德”在法治中重要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一根本前提，必须坚决避免以“德治”的形式重新陷入人治陷阱。 　　关键词： 德；法治；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D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101-08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就，法治是世界性趋势。但中国的法治进程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干扰，有学者详尽指出了中国法治推进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系列双面性乃至多面性[1]69-76。鉴于此，在与传统人治的对比中揭示现代法治的本质内涵，厘清其与传统“法治”、“德治”的本质差异，阐明“德”在现代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德治、法治与人治 　　无论德治、法治还是人治①，实际上都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社会政治实践一定程度的反思而产生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理论主张层面；一是这种理论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现实形态层面。而这两个层面之间又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张力，并且德治、法治与人治之间本身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揭示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这种矛盾张力以及德治、法治和人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传统的德治、法治与人治，从而有利于我们今天对德治、法治和人治采取更加合理的辩证态度。 　　中国德治思想与德治实践首先产生于对殷商灭亡教训的反思与总结。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认识到殷商灭亡的原因在于过度暴政，“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由此有了“天命靡常”的政治警觉，进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克明峻德、明德慎罚”的“德政”。这种“德政”主要是指一种相对宽松、惠民的统治政策，其所谓“德”主要是统治效果意义上的“得”，而不是?y治者个人品行和行为规范意义上的“德”。后来孔子沿着这一路向，将作为“得”的“德”转化为个人品行和行为规范意义上的“德”，进而提出“德教”主张，强调统治者要“为政以德”，“示教于民”。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德”在维护阶级统治和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孔子还将其与原来主要作为统治者祭祀之仪式的“礼”结合起来。后来，“德”与“礼”的这种结合由于符合专制统治的需要而进一步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撑，从而一方面赋予了“德”强制性约束效果，另一方面有效地延伸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范围并拓展了其控制深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统治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宋明以来甚至成为了最主要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礼教”或“礼治”。就其上升为一种刚性制度安排并具有可操作性这一点而言，“礼治”才是中国传统“德治”的典型形态，而前面说到的“德政”和“德教”都还不具备这种制度刚性和可操作性。 　　“法治”概念和理论主张最初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的“德治”、“仁政”相对立，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管子首先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并给“法治”下了完整的定义：“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管子?任法》）“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而韩非则认为君主在“以法为本”的同时，还必须将“法”、“势”、“术”紧密结合起来。 　　表面看来，传统的德治和法治似乎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模式，但就其实质而言，则都是专制前提下的人治。所谓“人治”，是指这样一种统治模式：少数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以及其他一切伦理道德规范之上，成为国家统治或社会治理的最终决定者。当然，在“人治”条件下，似乎也有法律、制度和其他规范的约束，但法律、制度、政策、各种规范等的制定、解释、裁决、执行、贯彻、落实等，实际上最终都取决于少数掌权者个人甚至最高掌权者一人的意志和能力。人治在形式上表现为“掌权者个人意志之治”，而其实质则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绝对或无限权力之治”[2]567-572，其最终的目的指向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中国传统的德治和法治，无疑都体现了人治的这些本质特征。 　　周初“德政”直接地就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而从殷商“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灭亡教训中反思、总结出来的。其所谓的“敬德保民”，一方面只是“配天命”亦即维护阶级统治的方式、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只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软弱的劝诫，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硬性约束，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做到“敬德保民”，最终都取决于统治的需要以及统治者个人的意愿、素质和能力。 　　孔孟等人将“德”转化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个人的品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