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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法共治内涵及意义 　　江泽民同志继“十五大”制定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简称为“德法共治”。本文试图从对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一） 　　“法治”“人治”是现代国家统治的两种相对应的基本政体形式。所谓“法治”是以公民的相对独立、自由、平等为前提，国家依靠制定的相对公平、正义、稳定的法律条文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管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民主政体形式。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法律具有神圣性、不可侵犯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许凌驾于法律之上。所谓“人治”是以社会划分为高低贵贱等级以及人格不自由、不平等为前提，国家依靠领导者的权威、能力、品格，通过高度集权、道德教化、人格感召的方式治理社会，给社会烙上鲜明的个人痕迹的专制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形式下，法律制度从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超越法律的约束，同时具有随意解释、改变法律的权力，法律会因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法治”与“人治”是两类不同经济体制、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采用的不同统治模式，是相对独立的、成系统的政治制度，属于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所谓“德治”通常是指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用道德的力量来整合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式。道德虽然是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最早的社会规范，并且对人们行为约束的社会功能自始至终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制度中，是任何国家不可须臾缺少的一种治理方式，但是自从阶级国家出现以后，它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其社会治理功能已退居其次。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要与不同的政体形式相结合，在现阶段即不是与“法治”相结合，就是与“人治”相结合，协同或促进其政治统治的实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德治”不是与“法治”“人治”并列的、独立的第三种政体形式，而是同“法治”“人治”有着紧密联系的一个范畴。 　　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道德教化的功能。只不过道德规范系统与哪种政治统治形式相结合，决定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不同，决定了道德和法律的结合方式、结合程度、结合效果的不同。在“人治”政体形式下，由于统治者的至高无上，那么统治者的圣贤与否、道德人品的好坏就成为决定其实施“仁政”与“苛政”以及评判其为明君与暴君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政体形式下，清官意识、明君观念深入人心；“人治”常常表现为“德治”，以道德推论法律，道德意识高于法律意识，甚至用道德意识取代法律意识。从表面上看，人治也有自己系统的政法制度作为支撑，道德教化与律法刑罚是相辅相成的；从实质上看，人治政体形式下的道德教化与律法刑罚不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各在治理国家的不同人群、不同方面分别起作用，根本上具有分裂、排斥的倾向。它强化德治的意识冲淡法律的神圣，以便更好地为统治者随心所欲的统治服务，阻滞了社会通向民主、进步的道路。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德治是与人治相联系的，人治与法治的两种政体形式的对立，常表述为德治与法治的对立。 　　 　　（二） 　　由于东西方文明进化的程度不同、民族文化的积淀不同，在认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念上也存在东西方的明显差异。这一差异对中西方政治体制的形成及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德法”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推崇法治的同时，集中论述了他对德法关系的认识。不仅指出德法之间的差异、冲突，更多地指出德法的统一。他认为立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立法的意志应是正义的，正义无异于合法的东西。他认为正义应是帮助正义的人，正义意味着公益精神，同时立法还必须关心美德，关心人类灵魂的卓越。他认为法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法律是不可调和的“专制”的规定，另一方面，它也必须有诉诸理性以起温和的劝说作用，即强制与劝说、“专制”与“民主”的结合。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实施民主的法治，反对少数人的寡头专制，强调“必须重视政治的美德与恶德”，即法有良法、恶法之分。他认为立法要建立良法，良法与道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托马斯?阿奎那更明确地指出，统治者通过法律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别的力量来促进公民中正义和道德的善。道德之善的获得正是重复那些由法律所规定的行为的结果，或是在好的法律下的习惯生活和教育的结果。这种良法与道德的内在一致性的文化理念，为西方社会较早地形成法治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与此相对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也早已有之，但是论述的重点更多的是二者内涵、作用范围的差异上，其基本倾向是德法相分。分析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原因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混淆刑与法的概念，把主张刑罚等同于法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