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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研究思想风险及其应对方法 　　[摘要]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单纯依赖西方哲学的中文译本往往会使思想误入歧途：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区分往往不容易在汉语中妥善安置；西方哲学中有些与西方语言和文化难解难分的问题和概念，尤其不容易显示其在汉语世界的意义。西方哲学研究所蕴涵的这些思想风险，尽管很难完全避免，却应该作妥善应对，比如读者对译本须谨慎选择、对译文须小心阅读，尤其是译者对文本须透彻理解、对用词须仔细推敲、对概念区分应该具有高度敏感、对译者注释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应该设法在译文之外的文本和语境中用比较通达的方式向读者传达在译文中未必能完全表达的翻译收获，在译者与译者之间进行坦诚深入的讨论协商，以尽可能在译名和译法上澄清问题，缩小分歧，逼近共识。 　　[关键词]西方哲学　思想风险　翻译质量　概念区　分文化间理解 　　[作者简介]童世骏(1958―)，男，祖籍浙江省萧山市，出生于上海市，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学 　　士、硕士学位，在卑尔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5；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9―0028―09 　　先对题目作一些解释。这里说的“思想风险”，既不同于技术风险，也不同于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折腾”得厉害的时候，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得过紧的时候，西方哲学研究确实是有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有思想风险的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中国人的中国哲学研究或其他中国文化分支研究、西方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或西方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都可能有思想风险，但这些也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的思想风险，确切地说是中国人或任何人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比较容易导致谬误和混乱?这些谬误和混乱有哪些特征?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些谬误和混乱? 　　一 　　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的第一种情况最简单，那就是假如你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只用西方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或中文引文，而这个译本或引文当中有不少毛病甚至严重差错，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读下去，一点疑惑也没有；久而久之，你就适应了这种糊里糊涂的思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好一点的，你发现这句子不怎么通，这思路不怎么顺，但碰巧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是一个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人，于是你就会使劲地去想啊想，结果“想通”了，但其实麻烦当然更大了。 　　众所周知，中国人了解西学的主要途径是西学著作的中文译本。毛泽东早年向友人解释他决定“暂时在国内研究”有几种好处时，第一条就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中国化，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对马、恩、列、斯著作和英、法、德及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称唐三藏和鲁迅所做的那种翻译工作“实是功德无量的”。但毛泽东之所以重视翻译工作，一个原因恰恰是高质量的翻译工作颇不容易。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定，说“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自那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并且对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一样，西方哲学著作的中文翻译同样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哲学的主要途径；西书中译在当代中国学术中所占份量之重，或许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若要真正结束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这种严重“贸易逆差”，该做的不是简单地放弃学术引进，而恰恰是高质量地做好学术引进，使之更好地促进而不是耽误我们自己的学术创造。但平心而论，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版的许多西方哲学中文译本的质量。仍然可以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来形容。明显不具备翻译学术著作条件的译者，明显不具备出版学术译作条件的出版社，加上学术译作作为一类文化商品常常具有更加多样的品种、更为诱人的外观、更加吸引眼球的卖点，这些因素使得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假如主要依赖这些译本的话，就成为一件有高度风险的活动。 　　但是，由劣质译本而导致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虽然相当严重，却也容易规避――只要译者们有起码的学术良知，只要出版社有起码的学术标准，只要读者有起码的学术眼光，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所以，由译者的翻译水平或专业水平导致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方法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重要的是，问题常常不只是出在译者的翻译水平或专业水平上。有时候，水平不错的译者也会出现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更值得持久地重视。也就是说，在学术翻译及其出版普遍比较规范以后，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这里且以美国哲学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