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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关系及其启示 　　[摘要]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财税体制本身既是提升国民尊严的公共产品，也是保障优质公共产品供给，从而提升国民尊严总体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下国民尊严总体状况实在堪忧，要完善国民尊严的现状，既要以财税体制优化作为主要目标和手段，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注意税制改革与财政改革的同步与协调，也要注意财税体制目的物――公共产品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提高公共产品的合意性水平。 　　[关键词]财税体制 国民尊严 公共产品 权利 义务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3-0019-07 　　“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或可藉此打通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分隔与分离状态，从而发现提升国民尊严总体水平的可操作性之现实路径与策略。因此，探究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之内涵、二者之间的逻辑相关性以及现实启示，就成为本文意欲探究的三大主要问题。 　　一 　　顾名思义，“尊严”是指“尊贵”、“庄严”，是指人具有极高的存在地位和价值地位，因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威严且令人敬畏的存在。它“是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而且是一切个人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它是一切自我意识所思维的自在物”。“人是最高的价值和宝贵的社会财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条原则对于以人道主义为取向的哲学来说，都是经久不衰的原则。”至于人本身为什么具有最高的价值或尊严，霍尔巴赫和斯宾诺莎等诸多先哲认为，这是因为对于人来说，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人，因而人对于人具有最高效用、最高价值：“在所有的尔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换句话说，人是社会的目的，即增进人的福祉，每个人的福祉，是一切社会及其制度创建的终极目的，因而也就成为一切社会，一切制度优劣的价值尺度，是评价社会一切事物（包括制度）的价值标准，从而超越于社会一切事物、一切制度的价值之上，因为人是最高的价值或尊严。康德就说：“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把自己当作权利的持有者，这不足不应有的骄傲，而是恰如其分的自豪，具有这种最低程度的自尊，对于热爱并尊重他人也是必要的。”质言之，一切社会及其制度创建的终极目的在于“增进人的福祉”，这也就意味着享有这些福祉是人作为人“应该且必须享有”的权利。就是说，权利能使人作为自尊的人站立起来。一句话，“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 　　质言之，人的尊严是指人的权利被尊重，足指每个人的权利被尊重，也就是每个国民的权利被尊重。事实上，人的尊严、权利与国民的尊严、权利，其概念虽有差异，但基本可以通用。问题是，权利作为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既有“德”定的，也有“法”定的，既有道德权利也有法定权利，也有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别。诚然，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内涵，学界认识也不统一，本文采信王海明先生的界定，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指“人权”。他说：“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股东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社会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因此，基本权利又被叫做‘人权’：人权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社会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 　　毋庸置疑，不论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享有还是非基本权利的享有，都是有前提和成本的。基本权利作为人在权力或非权力保障下的“应该”或“应该且必须”享有的利益索取，其享有和实现意味着人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基本的、起码的、最低的需要的满足，也即基本尊严――人权的实现和保障；非基本权利意味着人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比较高级的需要的满足，也即非基本尊严的实现和保障。问题在于，要满足每个国民这些基本或非基本的尊严需要，既需要一定的私人产品，也需要一定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供求，无疑有赖于财税体制功能的正常发挥。 　　财税体制是指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具体地说，财税体制是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规范体系。这种财税体制，既有非权力性规范（“税德”与“预算道德”），也有权力性规范――法（税法与预算法），是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质量缔结的权利与义务契约。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契约即是指“税法”，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质量、数量缔结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契约即是指“预算法”。前者重在规范和管理征纳税人之间涉税征纳的利害行为，旨在通过税权保障征纳税人之间涉税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从而征收到国家生产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后者则重在规范政府与国民之间税款支出的利害行为，旨在通过预算权保障政府与国民之间“用税”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提供性价比高的公共产品。其共同点在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