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双重异化文化意义.docVIP

论贾宝玉双重异化文化意义 　　摘要：贾宝玉身上体现有双重异化特征，这种特征的文化意义可以概括为：第一，贾宝玉崇尚独立自主意识与社会对成功男性的要求相悖逆，是对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严重异化。这种异化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封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泯灭人性和封建统治阶级性质；第二，贾宝玉追求个性自由，“离经叛道”，反映了清前中期文字狱对社会的戕害。贾宝玉一任率性，不尚“儒雅”，而人在尚雅的追求中，失去的必然是自由的天性；第三，宝玉出家是他与封建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争斗的继续，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逃避，其反映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在强大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压下的无可奈何以及对自由的向往的痛苦挣扎，这种挣扎说明了人类具有追求自由的天性，追求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关键词：贾宝玉；双重异化；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贾宝玉是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在这个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双重异化的特质。第一重异化是人性对神性的背离，是贾宝玉对佛教色空观规定的宿命的反叛。第二重异化是贾宝玉从人的自由天性出发，悖逆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最终宁可出家而不与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相妥协的异化行为。关于以上双重异化，拙作《论贾宝玉的双重异化》一文已有详细论述（见本刊2017年5期），本文仅对这种双重异化的文化意义作如下论述。 　　中国从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学说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契约”。但问题是这种契约并非如卢梭所设想的那样，是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制定出来的，而是圣贤之所造，即是后代儒家信徒们津津乐道地传说的“周公制礼”，“孔子作《春秋》”，“圣人造乐”之类的准神话所传达的事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在这方面角色阙如。说到底，这种价值系统并非是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各抒己见达成共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其中的民意成分大都被阉割掉了，而剩下的是统治者巩固其政治利益的考虑。而这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东西，却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不得不信奉的准则。自西汉以后，中国的“社会契约”即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典章制度，是要消弥个人意志，倡言统治者意志的儒家学说，是所谓农耕文明中，一小部分社会精英设计出来的，其要害在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即所谓的“礼治天下”。而这种制度及其相应的观念，都在于消除泯灭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完全成为主流社会所要求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当然与个人自由的本性格格不入。 　　因此，“一味任性”的自由，只在理想中存在，而在现实世界中，人却不能不受到来自外界及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各种因素的限禁，因此其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①而在《红楼梦》所描写的压制人性尤著的中国后期专制社会中，这种冲突来得分外强烈，集中体现在宝玉的身上，这就是他偏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整个社会传统对于成功男性的认同和取向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后期专制社会对于成功男性的具体要求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要求，即从内心做起，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入圣成贤，这通常被叫做“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对事功的要求。认为人们应按照儒家理想，努力成就一番事业。这通常被称为“外王”。而且这种要求，还要严格地遵循着其前后次序，循序渐进。即从人格的修行做起，而最终实现裨益于社会的目的。而宝玉与这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格格不入，是显而易见的。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看来是个偶然性的事件，但是集中体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对离经叛道行为的深恶痛绝。其直接起因是，忠顺王府的管家来贾府找与宝玉交好的戏子琪官蒋玉菡，一口咬定是宝玉协助琪官逃走的，所以只向贾府索要。王府的地位高于贾府这样的公府，贾政当然知道这事的后果。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优伶在社会公众眼中，历来被视作下九流，与娼妓是一路。而儿子不听自己一向教诲，“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而偏巧贾环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宝玉强奸金钏，造成对方不堪被辱，投井自尽。这是“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更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必须活活打死，以免“酿到他弑父弑君”。这是一种出自于卫道者心态，不近人性的做法！ 　　没有民众广泛参与制定的“社会契约”，不要指望它会保障每个民众的利益。在朕即国家，朕即真理的时代，统治者如何会自觉重视普通人的权利？武则天被时人推为大慈大悲的弥勒出世，她欣然认可，但是对于自己杀人如麻之过，又何尝有过自责？因此，贾宝玉对这种社会契约发出了诅咒，认为见机劝导他回归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是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1]431也许鲁迅正是因此而发出感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能呼吸领会者，唯宝玉而已。”如果把这理解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