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郝经对文学理论之法新认识及其实践意义.docVIP

论郝经对文学理论之法新认识及其实践意义 　　〔摘要〕文章认为与前人相比，郝经的法论有着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他取消了前人法论中的规则性和约束性，非常尊重作家个性的自然流露和创作中必须的自由抒写，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文章梳理了前代关于法的各种类型的理论内涵，旨在凸显郝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并详细分析了郝氏法论的理论本质，为全面了解郝经的文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关于法的文学主张提供参照。 　　〔关键词〕郝经；法；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1-0078-07 　　 　　唐宋以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有关“诗法”、“诗格”、“诗式”、“文法”“文格”的观点和著作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浩如烟海，成了批评史上的一个壮景。关于这一点，张伯伟的《唐五代诗格汇考》的代前言《论诗格》认为诸如“诗法”、“诗格”、“诗式”“文格”以及“画格”、“字格”等概念，“其性质是一致的”，都指创作中应该予以遵循的法式和标准[1](1)。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来讲，从前人的优秀作品中品味、揣摩出可以依据的法式和标准，并加以仔细地分析和研究，用以指导人们的创作，是这一民族文学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中国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宋时期已经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众多的关于“诗法”、“文法”的理论观点和著作是非常自然的，而“法”的意义，也从本来的刑律、律条等概念演变为创作者在创作中应该遵循的法式和标准。关于诗法的发展和内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古者诗学之论，类在辨求法度，即如沧浪之唯尚妙悟，渔洋之专主神韵，至其所谭之切要者，亦无非诗法而已。抑求直取‘无法’之言，盖百无一二也。而诗法讲求，起于唐人，盛于宋世，流及元明，极于清代，此其大略是矣。”[2](1)关于诗法的内涵，易氏认为，“诗法”同时涵盖了从“辨求法度”式的细密规则以及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颇具自然美学特色的诗学观点，几乎认为中国诗学的一切成果，都可包融到“诗法”之中了，此说虽有过于宽泛之嫌，却颇能说明“诗法”观念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所以，认真领会和理解诗法的含义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在古代众多阐发“诗法”的理论及主张中，还存在着须要体察和明辨的不同情况，并不是所有关于“诗法”的理论都有同样的文学创作的宗旨和美学追求，时或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涵。其概念并不十分精确。我们只有根据其不同的使用情况和实际的理论关切，对其进行具体而适当地评价才不至于得出武断的结论。虽然使用“法”的诸多理论总体上有着共同之处，但也都同时具有自己的适用性，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往我们对于古代包括“诗法”在内的各种“法”的分析，大多认为它们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技术性的方法、法式和要领，对于其背后的语言学、修辞学以及美学含义缺乏必要的发掘，对于“法”的不同情况也缺乏必要的区别和甄辨，这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是较为不利的。笔者对于古代文学理论中不同的“法”论做了一番简单的梳理，结果发现，向来不为文学批评史学者所重视的郝经就在这一方面提出过很有理论价值的主张，他的文学思想受到苏轼、朱熹等人的很大影响，但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他崇尚自然，尊重作家个性，重视作家的心性修养，要求临文时自由抒写，认为“文”由作者心中之“理”而自然生成，在“文”生成表现的过程中，“法”也自然地表现出来，它不是先验的，不具备创作上的指导意义，而是文学创作的自然结果，它不应该是人们效法的律条和规则，而是作品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它并不具有创作中的约束性，但却具有规律性，不用专门去奉求和钻研，但只要心有情理，在创作过程中就会自然生成。所以说，郝经的“法”论，不同于前人，具有此前关于“法”论的众多观点所不具备的理论内涵和美学意义，是较为系统的关于创作的理论主张，本文试通过对郝经以前文学理论中关于“法”论的不同理解进行梳理，借以彰显郝氏“法”论的独特内涵和理论意义。 　　 　　一、 文学理论中“法”的含义的历史演变 　　 　　“法”，古文作“??”，从水， 去。《说文》云：“‘??’，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去之，从?D去。”意谓“法”本义为刑，是指刑法的执行者公平如水，有似于?D。?D是有角的兽，它公平正直，会以角触击违反刑律者。所以刑法、刑律是法的本义。《尚书?吕刑》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就是刑法的意思。“法”又在此意基础上有了法律、法令的意义。郑国子产曾铸“刑书”，是我国古代首次颁布的成文法。所谓“法度”就是这个意思。《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引孔子的话：“唐叔之所受法度。”即是此义。赵宣子（盾）在晋国主政，亦曾颁布“赵宣子之法”，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