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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影响 　　摘 要：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关键词：儒家法律文化；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3-135-04 　　 　　两汉时代法律文化变迁的主要趋势是法律文化的儒家化。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与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已经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的法观念、法思想、法思维方式逐渐影响到法制的各个环节，司法的儒家化是法制儒家化的重要体现，而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则是司法儒家化的主要表征。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儒家伦理法观念对两汉郡县官吏“春秋决狱”之风的影响 　　 　　儒家法观念是伦理法观念。一方面，先秦儒家对于法度的制定、法度的遵守及法度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1]1345，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1]250，意即要治理好国家，执政者必须谨慎权量、明审法度、整顿行政秩序，君子则要带头谨守法度，循规蹈纪而不逾越法度。儒法合流的开创者荀子主张对“悖乱”之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2]289，从而更直接地阐明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儒家更重视现实人定法之上的法律正义。在儒家心目中，现实的人定法并非都是“治法”，只有合乎正义的法才是良法，也才是需要谨守的法。《论语》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1]285孔子之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身陷牢狱的公冶长，原因正在于孔子认为公冶长之罪并非是由于公冶长本身行为不端造成的，相反，公冶长之罪是由于现实法律的不正当和司法的枉滥而导致的，因此，责任不在公冶长。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并不认为现实的人定法都是正当的、合乎正义的。 　　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但是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正义”标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正义即儒家所谓“仁”、“仁政”。“为政以德”，“德”是儒家处理天、地、人关系的总思路，是一个宏大的政治伦理体系，而“仁”是“德”治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孔子曰:“仁者爱人”[1]873，“克己复礼为仁”[1]817，而儒家的“爱人”是建立于血缘亲情之上的宗法伦常之爱，“孝悌”是“爱人”的原点，由人伦之爱，推及宇宙万物，直至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因此，在儒家的伦理法观念中，基于人伦、顺乎人情、合于天理的法即是体现正义的法，这样的法才是值得谨守的法。《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924所谓“直在其中”，即符合天理人情。在孔子心目中，“父子相隐”是基于人的自然情感的行为，是合乎“仁”道的，因此是正当的。《孟子#8226;尽心上》所讲述的“舜窃父而逃”的故事，进一步诠释了儒家的伦理法观念，表达了先秦儒家在涉及人情与国法相冲突之时，“仁”高于法的法律正义观。 　　汉代中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先秦儒家的伦理法观念开始影响到现实的法律生活，这种影响表现在司法方面，即是郡县官吏“春秋决狱”之风的形成。“春秋决狱”是一种引用以《春秋》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及具体司法事例裁断疑难案件的断狱方式。“春秋决狱”的推动者及积极实践者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任胶西相期间，在地方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许多疑难案件，这些案件之疑难主要在于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而造成法律适用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情法冲突，也即儒家化的“德”治观念与现行法律的冲突。随着汉初以来的文化复兴、文化整合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汉代中期，儒家化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已逐渐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和主流地位。但是，当时的汉律是法家化的，是汉承秦制的结果，而秦律是法家“法治”的产物，具有浓厚的客观归罪色彩，并且贯穿了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刑治原则。因此，在汉代中期以后的司法实践中，情法冲突十分突出，由此而造成了现行法律在适用上的困境。其二，汉律的规定比较粗疏，许多法律空白需要通过比较灵活的法律形式加以弥补。而弥补汉律之不足的具体途径之一是司法实践中创造判例并适用判例。董仲舒在司法实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