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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道生态伦理观共性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儒家、道家学说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观,它们的基本观念和致思路向存在着共性:都从肯定自然界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价值论,推论出人与自然界平等的伦理观,进而确立起人类不应该对自然作恶的行为规范。这些思想和思路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儒教;道教;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N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6-112-07 　　 　　儒家和道家学说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观,这些观念对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影响。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后,尤其是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出现后,不少西方学者存在着通过反思工业文明并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解救之道的路向,从而兴起了影响极大的生态伦理学思潮。笔者拟从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视野,分析儒家和道家生态伦理观的共性及其当代意义。 　　 　　一、自然界具有与人平等的价值论地位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肯定自然界具有与人平等的价值论地位,并认为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伦理关系的价值论基础。儒家和道家学说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观念。 　　儒家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学说、伦理学说,其根本目的是要“为天地立心”,即为人确立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为此,儒家首先试图提出一种价值论作为其伦理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它要为人确立一个在天地万物之间的价值论地位。这里所谓的价值论地位,指的是在特定的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之间的相对地位。这种确立在儒家那里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包括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中进行确立。在这一致思过程中,儒家阐述了自己的生态价值论。 　　儒家的生态价值论和生态论理观的确立是互为表里的。儒家为人的价值观、伦理观所确立的核心是“仁”和“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仁是对人的内在要求,义是对人的外在约束。首先,儒家对仁的界定存在着一个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人与物、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转变的致思路向。仁是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儒家首先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界定仁。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语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显然,儒家试图通过对他人价值论地位的确立来确定本人的价值论地位,通过他人来确定本人所应该具有的仁的道德境界。这里,仁的含义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价值论地位应该是相同的、平等的,其实质就是强调每个人都是目的,都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都不是他人的工具。 　　在此基础上,儒家进而将“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物。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中界定仁。早在东汉时期,董仲舒就说过:“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到了宋代,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直觉)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程颢进一步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明代的王阳明则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王阳明集要?大学问》) 　　儒家所说的仁就内在地包含着爱人与爱物这两个方面,并且是由爱人而达到爱物的。由于仁是对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要求,因此,爱人与爱物同为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内涵。这也就意味着,在儒家看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它们具有与人平等的价值论地位,对待他们的道德原则都是“仁”。显然,儒家的这一主张是把对他人的价值意识、伦理意识扩展和投射给自然界的结果。 　　儒家在对“义”的理解中也肯定了自然界具有与人平等的价值论地位。义也是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道德标准。在儒家看来,要达到义的标准,就要符合“礼”的要求。荀子说:“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那什么是义呢?荀子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荀子?强国》)义和礼都是对人的限制性规范,荀子所谓“节”就是节制、限制的意思,义的实质是试图通过他人或他物对人自身的限制来达到仁的要求。可见,义、礼都适用于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在处理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时,都应该遵守义、礼的要求。 　　显然,儒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任何人的利益、需要或价值的实现都既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或价值的实现,也可能损害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存在。因此,儒家倡导义或礼的目的,就是试图把每个人的利益、需要或价值的实现限制在不损害他人和他物的限度内,义或礼的实质,就是试图以他人或他物不受损害作为人的行为的限制性标准。儒家为人的行为所划定的“礼”、“义”的原则就是:自我充分实现,但必须以他人或他物不受损害作为界限。这显然就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