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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群体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 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 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 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关键词：西南联大；新诗研究；外来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10 1-05 　　 　　一 　　 　　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理论家和现代西方诗歌的翻译者，闻一多（1899～1946年） 在诗歌理论研究中承接古今、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在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4月，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现 实主义诗歌倾注空前的热情，给予积极关注，写下了《诗与批评》、《时代的鼓手――读田 间的诗》、《新诗的前途》、《艾青和田间》等著名评论文章。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闻一多早期是个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 术而艺术”。在1926年，他利用北京《晨报副刊》上的《诗镌》，对中国新诗的“标准化” ――格律化进行过“可行性论证”。《诗镌》第7期发表他的论文《诗的格律》，“他的《 诗的格律》可以说是‘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不仅影响了新月诗派在诗歌形式美学方面的 追求，在诗歌理论史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P117）。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 提出了他 的诗学理论三原则，即诗歌应该具有“三美”：“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 ）”、“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为中国新诗的格律形式作了具体的、可行的 美学设计。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更多地倾向于诗歌的社会价值论，从注重诗歌的浪漫化表 现和诗歌的形式美探索转而注重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对社会矛盾的揭示。因此，在20世 纪40年代严酷的抗战现实中，闻一多在《新诗的前途》、《诗与批评》等作品中反复强调诗 歌审美标准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强调诗歌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及其社会作用， 以自身的思考和探索触摸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以独特的心灵感悟为民族抗战而鼓呼。 　　首先是新的诗学观念的确立。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闻一多身在边陲昆明， 但却心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他读到“湘黔滇旅行团”学生采集到的民间歌谣、田 间和艾青的诗歌时，他的诗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写出《西南采风录#8226;序》、《时 代的鼓手――谈田间的诗》、《三盘鼓#8226;序》等作品，强调诗歌要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 的苦痛，强调“诗人要对他的作品负责”、诗歌“要对社会负责”，这种新的诗学观念的确 立，标志着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诗与批评》中，他明确指出：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价值的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 一定 会发展成为society of individual, individual for society（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 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 是以价值论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2〕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批评家，同时时代也造就了新的诗学观念。因此，在《西南采风 录#8226;序》里，他提出“抗战至上”；在《三盘鼓#8226;序》中，他说处于严重危急关头的中华民 族，需要的是药石和鞭策，需要象征搏斗姿态的诗歌，需要负起时代使命的声音：“诗集的 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3〕（P228）这样，闻一多将诗歌中的表现内容――历史与事实建立在现实与当 下的基础之上，超越了早期诗歌评论中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探索，从而实现了自己新的诗学观 念的确立和转变。 　　其次是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闻一多差不 多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潜心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诗歌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和思考。在回顾自己这段经历时，他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 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3〕（P380）换句话说，他研 究中国文 学的目的，就是要揭橥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因此，他在《三盘鼓#8226; 序》中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同时他还说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 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3〕（P228～229）在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