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普法措施转变.docVIP

论当前我国普法措施转变 　　摘要：普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活动，目前“六五”普法已经结束。新阶段的普法活动面对的是以及有限的社会总资源和普法总资源，当以资源分配的视角分析时，可以发现普法者在新的普法阶段应当对具体的普法措施进行调整，适应新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提高普法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普法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普法内容方面应当实现从普及知识到普及理念的转变，在普法主体上不能忽视政府的重要角色，在普法方式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媒应当得到重视。 　　关键词：普法；绩效评估；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9-000-03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普法工作已经走完了三十年，虽然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不可以否认三十年的普法确实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六五普法已经走向了尾声，未来的普法工作如何进行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有关普法的理论讨论很多，如对普法本身合理性进行讨论，有研究者将我国学界关于普法的主流看法概括为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普法在我们这个后法治化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有观点对普法及其成效提出了质疑①；还有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既不从根本上否定普法活动，又对其目标和作用提出质疑②。此外也有大量论著对普法的定位和作用进行分析③，有的认为普法是法律的告知和说服④；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法律尝试启蒙运动⑤；或是配合立法的政治动员，将大、小传统缝缀起来，整合一体，而蔚为一种法律共同体⑥。其他的讨论包括普法与传统中国法律传播的比较⑦，现实普法出现的问题和相应对策⑧，再有细致到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具体的普法建议⑨，等等。 　　普法的最终的目标是促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正如学者认为“普法”并不是一辆发送法律知识的运输车，也不是一种旨在确立支配性关系的权力媒介，而是一条旨在让全中国人民加入法制建设、过上一种 “法治” 生活的生产线。⑩当前，新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普法阶段以及普法领域有限的总资源都要求普法者――特别是承担重要普法任务的政府，将资源投入到能最有效产生普法成果的措施中去。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高效普法成为关乎普法持续性、有效性以及能否尽快实现普法目标的关键问题。本文不意于讨论普法本身的性质或普法合理性问题，在肯定普法的必要性的前提下，立足于当前普法现实，着重讨论具体普法措施的选择，为未来普法活动提供建议。 　　二、普法内容：从知识到理念 　　在我国过去数十年的普法中，法律知识一直是普法的主要内容。从前十年的“扫盲式普法”，到“三五”首次在普法目标中提到了法制意识与法制观念，再到“四五”、“五五”对法律教育、法律素质进一步强调。到“六五”时，普法目标已经有了较大改进，从过去强调单维度、向多维度的转变，从纯粹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到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方向的发展，并将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实践作为目标予以推进。这一转变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普法立法和普法实践中也应当按照这一思路，继续侧重法律理念与法律服务，这在长期意义上有利于提高普法效率、节约普法资源、实现普法目标的要求。 　　首先，我国基础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合同、侵权、物权、婚姻家庭、刑法等基本都已经颁布多年，基础法律知识已经随着前期“扫盲式普法”、“知识性普法”的进行而得以传播，甚至很多法律知识已经成为了基本常识或社会经验，可以通过一般的人际交流或生活体验进行传播，因此在以后的普法活动中，这部分法律知识再进行重复普及是否还有必要呢？ 　　其次，普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受众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的高低与对法律的需求密切相关，而法律需求又来源于日常生活，因此与普罗大众生活距离较远的法律人们需求度并不高。而随着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相应的司法解释、条例细则更加复杂，社会情况更加多变，考虑到具体参与普法活动的人员并不总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是否可以在普法过程中妥善、准确地向普法受众传递法律知识或是回答具体法律问题，这值得疑问。如果活动本身难以实现普法的目的，那我们就必须考虑改变普法内容，否则将会造成大量普法资源的浪费。另外考虑到比较优势的存在，细节性、专业性的法律问题还是应当交给专业法律人员解决，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而言，拥有依法解决问题的法律意识远比细节性的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所以与将普法资源投入到传播不完全准确的知识，更应当投入到普法法律理念、法治意识中。 　　第三，传播法律知识并不是实现普法的最终目的最直接的方式。不可否认基本法律概念、法律知识、法律制度的普及是法治社会的建立的基础性条件，但普法与守法之间并不是单一的因果推导关系⑾，知法并不能确定地产生守法、信法。公民对法律的遵守、接受却并不直接衍生于法律知识，更多的是衍生于人们对法律的感知和体验之中，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