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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对孝经译介研究 　　[摘要]《孝经》是承载中国儒家和孝道的经典，其译本不少。裨治文作为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英译《孝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因其译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译介目的等原因，裨治文的英译版《孝经》尚有诸多值得深究的细节问题。 　　[关键词]《孝经》；裨治文；英译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72 　　[文章编号] 　　1671-5918（ 2017） 14- 0192- 03 　　[本刊网址] http：// 　　引 言 　　篇幅不足两千字的《孝经》，文字晓白，通俗易懂，对两汉以来的古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可入儒家十三经之一，又可为孩童启蒙所用。其中所宣扬的孝道，不仅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家庭伦理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为封建宗法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发挥了教化作用。全书共18章，它是学者解读中国传统“孝”文化、梳理儒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孝经》的译本不少，笔者拟从其较早期的英译人手，着重研究《孝经》在19世纪初的对外译介和传播，以《中国丛报》（Chiriese Repository）上裨治文（E.C，Bridgmari）发表的译文为例，探究其翻译活动。 　　一、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也是美国认识并研究中国的先驱。1801年4月22日他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贝尔切敦，父母是虔诚的信徒，因自小受家庭宗教氛围的影响，裨治文在11岁便阪依基督教。1826年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又入安多弗神学院深造。1830年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派遣抵达广州，在那里进行了大部分的传教活动，同时创办了当时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中国丛报》。1847年后居上海，继续从事各项工作。1861年于上海去世。 　　《中国丛报》在办刊20年间（1832 - 1851），共刊出20卷，对中国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报导，内容广泛，影响深远，“成为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地理、气象、科学等各个层面，“是??时西方学者研究汉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它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是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孝经》这部中国蒙学典籍、儒学经典之作正是裨治文通《中国丛报》将其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为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译介的目的与主要内容 　　裨治文来华的首要目的自然是传教，但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没有改变，直接传教受到诸多限制。在此情况下，1832年裨治文在马礼逊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丛报》，并以此为阵地用英语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作为《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还亲自译介了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等在内的诸多中国蒙学典籍，其中对《孝经》的译介，在英语世界实有开创之功。目前学者研究的《孝经》英译本主要有六种，除了裨治文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译介文章外，还有1879年英国传教士李雅各在《中国经典》第7卷中的译本；1908年华人汉学家程艾凡的译本；1993年中国学者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本；2009年罗思文、安乐哲的译本；2010年顾丹柯的译本。研究裨氏的英译本，可更好地解读后续的译介和“东学西传”的意义。 　　裨治文译介的《孝经》于1835年12月发表在《中国丛报》第4卷第8期上，译名为Heaou King，or Filial Duty。他译介的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孝经》成书的历史背景、参考的版本、主要的宗旨等。第二部分是对《孝经》所有十八章内容的译文。最后一部分阐释了部分文化内涵知识，如“先王（ the ancient kings）”、“三才（three pow-ers）”以及第九章的“天（Heaven）”和“上帝（the SupremeRuler）”关系，但篇幅极短，寥寥数语，极为简略。整篇译介文章受限于报纸的篇幅，只有对正文内容的翻译，基本没有注释，正如他自己在最后一部分所说：“在《孝经》的某些部分我们想加一些注解，但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好省掉注释。建议读者参考中文原著，那里有整本书的详细解说和注释。” 　　三、译介的特点与问题 　　裨治文的整个译文在意义上基本忠实原文，语言基本通顺流畅，文风平白简易，句式简单，注释极少。然而，在19世纪初期，由于中西交流闭塞，历史环境的局限加上他自身汉语语言水平有限，对中国传统文化欠缺了解等原因，译文还是存在误读之处，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负载词和古汉语的理解有部分偏颇不当之处。 　　（一）文化负载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