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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 　　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水土流失、海洋污染、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等现象，是大自然给我们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肆意破坏环境敲响了警钟并给出了惩罚，由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随着西方生态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和绿色政治兴起，出现了不同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也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且指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走一条人类中心主义的道路，改变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思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拓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亦有其理论上的缺失和可操作性的缺失。 　　一、寻求温和的弱人类中心主义道路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是一种以人类为世间万物的中心的学说。这种思想最早由古希腊表达出，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其主张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现实世界的事物是由人类创造出的，强调了人类的主体地位。随着生态运动或绿色革命的兴起，产生了一种和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观。它主张人和非人并没有任何区分，重点在于要从生态整体主义方面去考量人和自然的关系，即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唯一具有自然内在的价值，人类之外的一切事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所以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需求、愿望、利益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自然是服务于人类的；生态中心主义则坚信人类并不是内在价值的唯一承载者，人类并没有比非人类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非人类也同样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和非人类是平等的，人类过多地干涉着自然，造成生态不平衡、人口过剩，只是把自然作为服务于人类工具。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自然观，从根本说来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上认识的对立。面对这两种思想的对垒，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地看待生态问题，避免了停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内的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截然相反，是不可能实现人类发展的，只是构想出了一个乌托邦。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1]与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于劳动，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界与人类的形成过程的进程，是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交互的过程。“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势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马克思比较了人类和动物生产的不同点，动物仅仅是按照它所需求的那??尺度来满足生产，而人的生产带有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然界的发挥在于它是否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人类既能通过劳动来认识自然界占据自然界，成为自然的主人，又能用劳动来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为人类栖居提供更好的环境。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自然的价值定位既没有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急进，也没有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唯人类独尊，两种态度截然相反，它想探索出一种温和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都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自身并无问题且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急进的，这就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立足于生态科学，抛开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联系，过多地强调劳动价值，把自然的价值看作工具性的，而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凸显，所以马克思主义被误认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不同。“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的需要。”[5]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懂得要解决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是完全照搬照套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修正和辩护，准确来说是提炼了其特殊的内容，转化为人本主义注重人类精神和其他非物质层面的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一直坚持经济至上、物欲至上的服务于建立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