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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影响 　　[摘要]中国社会主义是传统文化应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产物，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的同时，注意防范传统文化的反现代化因素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继承、扬弃和创新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社会主义；批判地继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2-0042-(05) 　　 　　中国的社会主义固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建立的，但是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都不可能脱离其传统历史而产生，其“传统历史在上千年的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主导了当它面对外在形势变化时的应对方式和演进结果。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可称为文化形态)是历史演化的前提，而历史则是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演进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同社会主义某些相似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起了推动作用。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的契合，就不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是传统文化应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它是世界历史上历时最长、体制最完备、形态最发达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形成了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遭遇了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不仅使中国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意识得到了发展，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批判传统，颂扬现代的文化启蒙发展起来，中华民族也就由此开始了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缓慢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都是西方现代文明，但中华民族最终排斥了资本主义理论而选择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中以“大同”、“平均”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特征惊人地契合，而西方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商品经济观念，却遭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观念的强烈抵制，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和选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表现出的顽强的内在延续性，没有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的契合，现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属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不是向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具有真正的革命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传统文化应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必然产物。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结合、互相改造的过程。即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改造，积极寻找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最终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文化在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历史性嬗变过程。这其中，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等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在不断摆脱传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出现代潜能，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前提。 　　 　　(一)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现代性阐释和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宝贵资源，它发端于西周时期，形成于战国时期。真正提出民本主义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百姓是君主和政权的基石，离开百姓的拥戴，任何强固的政权和高高在上的君主都将丧失原有的地位。这一“民贵君轻”的思想，鲜明地展开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旗帜，并成为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在明清之际开始得到现代性阐释。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萌芽时期，由于明朝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的出现，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导致了地主阶级的分化。由此，一些思想家在继承、弘扬民本主义思想时，表现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现代民主主义启蒙倾向，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阐述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是17世纪启蒙思潮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