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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衡型刑事诉讼机制构建 　　内容提要 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分工与防止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被追诉者主体地位和基本人权的需要。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权力之间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且几乎不受当事人权利的制约，导致刑事诉讼呈现出明显的“追诉推进性”倾向，不利于防错、纠错以及保护无辜，不适应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应当向制衡型转变，即在制约措施设置上实行事先预防与事后纠正相结合；制约权力滥用与强化对不履行职责的监督制约并重；进一步明确公检法权力分工，并合理设置权力之间的制约，注重权力制约程序化，实现制约规范化；以及适当强化被追诉方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以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质化、有效化机制。 　　关键词 刑事诉讼 权力分工 制衡机制 构建 　　作者易继松，湘潭大学诉讼法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邓富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32) 　　 　　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刑事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尽管实行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但在互相制约方面却较为欠缺，加之辩方势力弱小，其诉讼权利不仅不足以抗衡公检法强大的公权力，反而有赖于公权力为其提供保障，造成了公检法分享权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独立决策、互相依赖和配合的格局。这种“配合型”刑事司法机制，尽管便利了公检法权力的自由行使和形成打击犯罪的强大合力，但也导致我国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变异为将犯罪嫌疑人向被定罪判刑步步推进并具有强大惯性的“流水作业式”线形进程，不仅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得不到应有尊重和必要保障，无辜公民被错误追诉亦时有发生且极难摆脱。在“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观已悄然变化的今天，这种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复杂形势和打击犯罪需要而确立的配合型刑事司法机制已不能适应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以及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要，暴露出了与程序正义、错案的预防与纠正之间的深刻矛盾。为确保刑事司法权正确行使，应当合理调整我国刑事诉讼机制，实行从配合型到制衡型的转变。 　　 　　一、制衡型刑事诉讼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是围绕国家专门机关运用强大的公权力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而展开的，其结果直接关系到牵涉其中的公民构罪与否、罪责轻重及其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的生杀予夺，诉讼过程与人权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密切相关。由于国家专门机关与被追诉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一旦滥用、错用，则侵害被追诉者合法权利，甚至冤枉无辜、放纵真正的罪犯。上述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应当以权力制约作为其诉讼构造的基点、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上进行运作。 　　首先，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分工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机制。我国实行公检法分工负责，将侦查、控诉、审判等三项权力分别交由公检法三机关行使，其主要目的应在于分权制衡、互相制约，而不在于便利或促使其互相配合。单就方便权力自由行使和便利配合而言，实行权力分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三大职能和权力交由一个机关来行使而不实行权力分工，显然更有利于权力之间密切配合。的确，“‘互相配合’一词令人疑虑，因为实际上只要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周密、环环相扣，只要公检法三机关严格执行该法律，无须强调‘配合’”。①此外，由于任何保护无辜的规定和程序都必然会被真正的犯罪分子滥用，而任何强化追究犯罪而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也都可能被司法权的掌握者因其才智能力的局限或因德行品性的缺陷而滥用，②注重制约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需要。“虽然社会为了防卫自身，有权逮捕、搜查和监禁不法分子，且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能成为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滥用，那是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的。”③国家在设置警察机关从事犯罪侦查的同时，将刑事案件起诉和监督权赋予检察院，将审判权赋予法院，这种司法结构的意义，就是分权制约，否则完全可以一家代三家，一长代三长。可见，制约关系是公检法三家最根本的职能关系，而这种制约，正是刑事司法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④权力缺乏制约则必然导致滥用和滋生腐败的本性，决定了必须在保障权力正当行使的同时，注重对权力的制约。 　　其次，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并使之区别于行政性治罪活动。与纠问式诉讼相比，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建立在一项基本的理论假定的基础上：将国家惩治犯罪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轨道，使得诉讼的每一阶段都存在控诉、防御和司法裁判等三方的相互制衡，使得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构能够通过与辩护方在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面前进行理性的论争，来完成刑事追诉的使命，由此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真正成为一种“诉讼”活动，而不至于沦为军事镇压或行政性“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