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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工业社会时期乡村改良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启示 　　摘 要： 城市的兴起为乡村产品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同时引进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给乡村带来了制度和文明。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商业的发展，古代贵族权威瓦解，地方司法及其产业政策得以合理构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因此，借鉴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大周边城市对乡村经济的带动和扶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商业；土地；耕种和改良；新农村建设；前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2－0021－05 　　 　　近年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对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行研究时，眼光不再仅仅盯在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而是追根溯源,把工业化的历史研究引到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机械化程度很低，主要以农业、渔业、采矿等消耗天然资源的经济部门为主的社会形态。在前工业社会，城市的兴起为乡村产品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商人在乡村购买土地进行改良，引进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古代贵族权威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商业的发展瓦解，使地方司法及其产业政策得以合理构建，给乡村带来了制度和文明，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建设新农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前工业社会商业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乡村改良的贡献 　　 　　（一）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古代权威的瓦解 　　在前工业社会，没有地方市场，农民就不会进行规模生产，农村经济就只能按照恰亚诺夫的模式运行，即家庭消费量决定生产量。［1］在一个既没有对外商业又没有任何较精密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土地上生产的物品除了供生产者的基本生存外，大部分剩余产品都没有与之交换的其他工业产品。同时由于土地的占用者依附于大地主，这部分依赖者的生活资料都是出自大地主的恩赐，他也就有权利随时中断对某个人生活资料的供给。所以，这些大地主对其佃农和侍从所必须具有的权威，是古代贵族权利产生的基础，他们必然的成为这一地区人们的平时审判官和战时首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努力范围内调动所有居民的全部力量，去对付任何不公平行为，以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因此这些大地主所有者甚至有比国王更直接的权力，因而国王不得不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放弃司法行政权，让那些有权威的人去执行法律，将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让给这一地区民众所服从的人去行使。 　　在对外商业和制造业无声无息和不止不决的逐渐运作中，渐渐地为大地主提供了一些可以用自己剩余产品作为交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般只用于自己的消费。然而这种用于奢侈消费的交换也使大地主的权威和势力大大地降低，大地主为了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通常会付出昂贵的价格，数量较少的贵重产品在采集和制造它的过程中雇佣了数目非常之大的工人，而大地主为这一物品支付的价格也间接地支付了这些人的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间接地养活了所有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虽然大地主们依然对维持这些人的生活有所贡献，但工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不依赖于大地主，因为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因此贵族权威被对外商业逐渐摧毁。简单来说，就是大地主用原来恩施别人的那部分产品和其他人的其他产品相交换，即早期的商品交换。原来依附于大地主的那部分人失去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不再信赖和服从大地主，“他们（大地主）终于将全部的权力和权威交出去了”。［2］因此，地方司法权并非起源于封建法律，而是在封建法律之前。到后来贵族权力被封建法律所限制，封建法律的推行可以被看作一种缩小大地主贵族权力的努力，它建立了一种从国王到最小的地主的正规隶属关系。 　　 　　（二）前工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形成 　　在对外商业产生之前，当大地主用地租来养活佃农和侍从时，他们个人所养活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佃农和侍从。但是当他们用地租来养活商人和工匠时，由于商人和工匠是依靠自己的劳动以交换的方式获取报酬，因而对大地主的依附程度减少，而大地主由于个人消费的需要，遣散不必要的佃农，扩大的农场中留下的是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少人数。同时，从农民身上挤出了土地的全部价值，地主获得了较多的剩余产品，而商人和工场主则为他提供了满足种种不同需要的产品，大地主像对待其他产品一样，把全部剩余价值都供自己享用，同样的原因继续起作用，使大地主渴望提高地租，能超过现有产量状况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量，但这样就需要进一步改良土地，佃农就需要增加改良费用，如果租佃时间不够长，不能使他收回增加的费用及利润，他绝对不会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而地主在开支方面的虚荣心使他乐意接受这种条件，这就是长期租约的起源。 　　一个可以随意退租并支付土地全部价值的佃农，不完全依附于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