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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构建中个人自由定位 　　[摘要]当今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和谐的实现与个人自由的获得是相互排斥的。通过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对和谐社会的向往总是与个人自由的确认密切相关。社会和谐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而是具有深刻积极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社会和谐；个人自由；西方和谐思想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4―0079―05 　　 　　一、讨论“和谐”不能欠缺个人自由的维度 　　 　　时下，人们对“和谐”概念的误解颇多。这种误解除了包括对“和谐”一词多有很不严肃的庸俗化理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有意无意地放弃或拒绝西方和谐思想的解读，似乎和谐思想是中国人的“专利”和“发明”。放弃或拒绝西方和谐思想的讨论不仅导致关于和谐思想的历史考察很不完整，而且也不利于和谐思想讨论的深入展开。其实，任何一个民族，无论中西，只要不是向往对立、冲突和战争，就一定会选择和谐的理想。所以西方有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也是情理之中的。 　　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就已经有了“美是和谐”、“和谐是一种美德”的命题。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也有著名的“德性就是中道”的讨论。近代的莱布尼茨更是有闻名于世的“前定和谐”观念。不过，西方人在讨论何谓和谐以及如何和谐之类的问题时，与中国人使用的概念和语言很不相同。比如在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更多的是从“公正”概念人手来切人“和谐”理想的。而在中世纪，如何“和谐”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友爱”、如何“仁慈”的问题。在近代，和谐问题的讨论就变成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所以近代的培根提出了“全体福利说”概念、休谟提出了“社会联盟说”概念、卢梭提出了“道德同情心”概念、费尔巴哈提出了“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最终都是通向“和谐”概念的。在现代，罗尔斯的“正义论”概念最好地诠释了现代西方人的和谐理想。 　　在和谐问题的讨论中，中西使用的概念和语言的不同还只是表层的差异，思想内涵上的不同也许才是深层的差异。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异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具有一个自然科学的维度，和谐概念具有浓重的科学色彩，以至于马克思把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和谐社会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而中国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具有一个社会科学的维度，和谐概念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其次，中国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表现为追求一种静态的、柔顺的、安宁的境界，回避矛盾，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所谓人与天地所构成的和谐系统是一个被消解了对立和矛盾的系统，是一个朦胧的、原始的、混沌的系统，因此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主要是依赖于人的顺天、无为的修为；而西方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把对立与冲突包容在和谐的状态当中，和谐是冲突的、动态的、激越的和谐，人与天地的和谐不是一种既定的原初秩序，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达到的一种生存境界。再次，中国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把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差异排除在和谐社会的构架之外，个人的终极理想不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而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社会一统；而西方历史上的和谐观更多地把个人自由容纳在和谐社会的构架之内，有对个体独立性与个体人格的高度尊重。 　　尽管中西和谐观的差异并非仅有以上三点，并且以上三点差异也并非就是彼此孤立的，但我们认为，指明中西和谐观的第三个差异尤其重要，是根本性的。因为正是在第三个差异的讨论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个人自由的确认之间具有彻底的一致性。本来，在西方社会，关于和谐的讨论就是缘起于人的个体性与自由性。换句话说，只有有了人，并且人有了个体性与自由性，才会出现人与人的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简言之，没有个人自由甚至就没有和谐社会设问的前提与讨论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目的是为了让社会的不和谐不至于妨碍个人自由的展开与实现，所以，个人自由同时也就逻辑地成为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宗旨与归宿。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背后，永远隐含着一个个人自由的问题。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越是追求自由的时代，越是肯定个性的民族，和谐社会的构建越是会成为关切的焦点，充满个性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向往自由的近代西方也是如此。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时代关于个人自由的呼声与关于社会和谐的呼声同步增长、关于个人的发展与和谐的创建同为热点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由便成为了讨论和谐社会构建的最理想的切人点。如果不从个人自由的维度去思考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今天，中国社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从理论上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人究竟在和谐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为了社会的和谐，个人是否一定要牺牲掉自己的自由?如果一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