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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利益分析环境优先原则 　　摘要：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关键词：环境优先； 环境利益； 经济利益； 双重属性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6 　　一、“环境优先”原则的模糊利益解读 　　利益是法学领域的核心词汇，利益关系则是法学研究的关注焦点。法律对利益关系的协调，对利益冲突的平衡，一般是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体现的[1]。在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中，能直接调整、协调以及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利益关系的，当属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确立的“保护优先”原则。“保护优先”原则，亦称“环境优先”原则、“生态优先”原则、“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以及“现状保护”原则。笔者在此将其称为“环境优先”原则，乃是认为保护优先、生态优先、现状保护等概念，均不能完整与精准地表达这一原则所应包含的意涵。本文认为的“环境优先”，是指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简称“超载”）且在特定区域或特殊领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简称“死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环境保护，放弃可导致不可逆转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申言之，“环境优先”仅存在于“超载”加“死冲突”这一基本前提之下，无此前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则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 　　“环境优先”原则作为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涉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调整与平衡。在理论界，“环境优先”被习惯性地解读为“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时，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抑或是被刻板地理解为“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利益”[2]。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必然对立，也并不必然存在紧张与冲突，若将“环境优先”简单解读为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或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则环境保护难免会陷入理论上的窠臼以及实践中的困顿。基于此，笔者认为学界对“环境优先”原则的理解并不精准、不甚周延甚至存在一定的谬误，特别是对“环境优先”原则下的利益解读过于绝对和刻板，以至于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诚然，无论是从利益的可计量角度还是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均容易被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以计量学的视角看，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可以通过计量技术、计量管理乃至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科学测定，从而实现对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量化。在“环境优先”原则的计量模型下，环境利益无论是其价值位序还是重要程度均优于经济利益，故容易形成或固化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的思维认知，直接将“环境优先”等同于“环境利益优先”。另外，从利益的可对比角度来说，“环境优先”也意味着环境利益在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应给予优待。当前，环境法上所调整的利益被模块化地界分为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三大利益种群，其中，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则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核心。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二元界分语境下，“环境优先”原则的提出无疑强化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可对比度，特别是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环保呼声急剧高涨的当下，“环境优先”往往被误认为环境利益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事实上，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均为人类的基本利益，对两种利益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健康、宜居、精神、审美等多种需求。其中，生存与健康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而宜居、精神、审美等需求则属于发展性需求，这些需求的人身性属性相对较弱，且建立在物质文化财富相对充裕的基础之上。可见，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可以由低到高作出划分的。 　　基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以服务于人类需求为目标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因而也当然存在多样性与多层次性，若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作简单化的孰优孰劣比较或者判断，势必忽略这两种利益对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也背离了“环境优先”原则的立法初衷。新《环保法》确立“环境优先”原则，本是为回应“超载”加“死冲突”环境困局下的利益抉择问题，但简单地将“环境优先”等同于“环境利益优先”不仅难以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张与冲突，而且还可能将二者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交锋之中。因此，在解读“环境优先”原则的本质利益之前，有必要结合人类的基本需求，将该原则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