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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文类批评观探索 　　摘要：詹姆逊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一种尝试，他对当代西方文类批评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思考，肯定文类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探讨了文类演进历史中的“形式的积淀”与“文类的不连续”问题，重新审视了文类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指出辩证批评有助于当代西方文类批评走出困境。 　　关键词：詹姆逊；文学形武；文类批评 　　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1-0067-03 　　 　　作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詹姆逊(Fredrie Jameson，1934―)一直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而努力，而文类批评正是建构这种批评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吸收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契、弗莱等人的文类理论，结合现代文类批评的境况，对叙事文类，尤其是小说，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洞见。他的《政治无意识》的“第二章魔幻叙事：文类批评的辩证运用”集中阐述了如何从文类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辨证批评”(dialectical criticism)。在该书的第3、4、5几个章节中也注重从文类的角度去考察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小说文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学术兴趣转向文化批评。即使如此，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十分关注文类问题，他曾经从“民族寓言”的角度解读鲁迅的《阿Q正传》，撰写了十几篇论文研究后现代时期的科幻小说，2005年出版的《未来考古学》一书，专门探讨了托马斯?莫尔以来的科幻小说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詹姆逊的文类批评观为研究对象，探索他对文类批评所作的几点思考以及他为当代西方文类批评走出困境而指出的路向。 　　詹姆逊对文类批评的关切源于当代西方文类批评的状况。他认为，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传统的文类理论受到广泛的怀疑，其缺陷主要在于它简单的类型化倾向，非自觉地将文本纳入它的文类区分，将其纵聚合的线性作为一种文学的历时模式。詹姆逊指出，不论传统文类的范畴还是它明显的非共时模式的启示，实际上都变成了传统文学史的错误的征象。而现代的文类的存在则是一种共时态的境况，呈现出一种共时模式，各种历史上所曾经产生过的各种文类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文类批评观念来考察现时代的文类状况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类批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困境，与目前文学的写作与接受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詹姆逊认为，写作者所选择的文类可以被视为是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读者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借此可以说明特定的文本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他指出：“文类基本上是文学的‘机制’，或作者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品的恰当运用。”詹姆逊认为。和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相比，写作可以将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境更好地聚合在一起。一种文类的产生与被社会公众所接受，通常与作者和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特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某一文类能否为社会公众所接纳，或者说，这种契约能否达成，要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它对应的文化环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还要受到市场体制和金融经济的制约。但是，在当下，由于市场体制和金融经济对文学的逐渐渗透，文类与社会建立某种形式的契约和机制都受到了伤害，而且这种伤害还在日益加重。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制度化的社会地位被取消，艺术作品本身日益商品化，旧有的文类规范系统也逐渐标签化。但是，旧的文类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会以各种变形的亚文类形式继续存在。 　　詹姆逊指出，当代文类批评实践出现了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倾向”：“当我们观察当代文类批评实践时，我们发现有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倾向在发生作用，我们将分别把它们称为‘语义的’和‘句法的’或结构的，它们可以通过传统的喜剧理论来适当地加以说明。”对于第一种语义的方法，莫里哀、阿里斯多芬、乔伊斯和拉伯雷的喜剧文本都提供了多种具体的体现。他们的文本的“目的都是通过重构一种想象的实体说明一个给定文本的本质或意义――喜剧或悲剧的‘精神’，情节剧或史诗的‘世界观’，田园诗的‘感伤’或讽刺的‘看法’――仿佛它是单个文本背后一般化的存在的经验。”在詹姆逊看来，弗莱的著作是这种分析的典范，因为在弗莱的著作中，文类被理解为一种模式(mode)；第二种“句法的”或结构的分析提出对像喜剧这样的文类的机制和结构进行分析，同时确定其规则和限制。其目的不是发现文类的机制或者是过程的意义，而是旨在建构它的模式。这种方式以弗拉迫米尔?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的结构和形态研究》为代表。它是依据一系列的决定作用来理解文类，或者是根据结构或“固定形式”来理解文类。进而，詹姆逊指出，第一方式对应的是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