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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美佛教研究分期与转型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武；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关键词：欧美佛教研究　布奴夫　学术分期　方法转型 　　作者李四龙，1969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西方学者研究佛教，至今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涌现了一批鼎鼎大名的佛教学者，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值得我国学者借鉴吸取。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看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狄雍(J.W.De Jong，1921―2000)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与回顾欧美佛教学者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与成果，揭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型。 　　 　　一、19世纪20―70年代：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 　　 　　按照通常的说法，欧美的佛教研究是从1826年法国学者布奴夫(E.Burnouf，1801―1852)与德国学者列森(C.Lassen，1800―1876)合作出版一部巴利语法书开始的。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欧美学者已对佛教作过少许的学术研究。 　　早在1817年，法国人已经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佛教之研究》，可惜该书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1819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世界》初次出版，引到了佛教的内容，他的佛教知识间接地来源于当时有关印度哲学的德文译本；而俄国人斯密特(I.J.Schmidt，1779―1847)在1825年的《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上发表西方的第一部佛陀传。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太多地涉及佛教的文献，即使这样，在1826年之前已有英国人何德逊(B.Hodgson，1800―1894)于1819年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派，前去尼泊尔??任公职。到1824年，他己搜集了梵文写经381卷、200多种，成为西方学术界知道有梵文佛典存在的第一人。他撰写佛教方面的专题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其中包括他在1825年写作、1828年前后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cResearches)上的论文。布奴夫专心研究梵文佛典，这是他1837在巴黎接到何德逊寄赠的梵文佛典以后。由此可见，若把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简单地等同于布奴夫“巴利语法书”的初版，未免失之简略。定在19世纪20年代，应该不会有什么分歧。 　　布奴夫最早奠定了佛教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他以比较语言学为利器，同时关注巴利文、梵文、汉文以及藏文的佛典，甚至检读锡兰文、缅甸文和暹罗文的佛典翻译与注疏。在接到何德逊的梵文佛典以前，他在研究巴利文、阿育王碑文，以及最古老的吠陀梵语，乃至波斯的古典语言。他成了欧洲最先发现和解读佛教梵语的人。他认为，要想研究印度佛教，必须要以尼泊尔的梵文佛典与锡兰的巴利佛典为基础，只有通过这两类文献的对比阅读，找出两者的共同部分，才能从中发现原始佛教的基本成分。后来他又受欧洲藏学之父、匈牙利学者高露士(Alexander Csoma de Koros，1784―1842)的影响，极为关注藏译佛典在梵文佛典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巴黎是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早在1815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出任法兰西学院的首任汉学教授，他所翻译的我国东晋僧人法显(?-422)的《佛国记》，1836年在巴黎出版。该书的翻译，让布奴夫意识到汉语佛教资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 　　欧美的佛教研究，最初是所谓“印度学”(Indology)的附庸。布奴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方面，1844年他出版了《印度佛教史概论》，对佛教文献作了总体的概观，奠定了欧美的印度佛教史研究基础；1852年10月，在他逝世之后5个月正式出版的梵文本《法华经》法文译本，是欧洲最早的《法华经》译本，该书所附的21篇附录，有不少梵文、巴利佛典译文。布奴夫是“欧洲佛教研究之父”，他逝世后半个世纪，欧美佛教研究起步阶段，西方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了大量的巴利文、梵文、汉文与藏文佛典，编纂了相关的语法、辞典，校勘翻译了一批佛典，在各类科研机构与大学里为佛教研究争取到了职位。佛教研究进入西方的学术体制，渐渐成为一门学科。 　　以巴利佛教的研究来说，1872年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米那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