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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力监督内部人陷阱及其对策 　　摘要：长期以来，权力监督陷入了监督主体与权力主体围绕权力的博弈，“同化”效应或者“内部人陷阱”的存在使得监督失灵。寻求其对策有两条通道：一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权力主体的效用函数与监督主体的趋同，从而实现监督主体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二是变革监督程式，将对权力的直接监督转变为透过权力主体对权力实行间接监督。在间接监督模式下，建立有效的反馈控制系统也是提高监督成效的必然要求和当然途径。 　　关键词：权力；监督；内部人；委托代理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1-0041-03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腐败并没有随绝对权力的消失而消失。现代政治生活中对权力的监督不仅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在实践上一些被设计得精妙的措施如技术反腐、网络反腐等也不断出现，但是腐败案件却愈演愈烈，涉案金额迭创新高，反腐斗争“步步惊心”。 　　一、内部人陷阱导致监督失灵 　　监督失灵的原因林林总总，本文笔者认为权力监督的目标错位是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权力监督基本定位于权力本身，由此而形成权力主体与监督主体的博弈，如图所示。 　　首先，如果监督主体对权力主体的监督是在权力系统内运行，监督主体本身被权力主体“同化”而成为另一个需要监督的权力主体，监督就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甚至出现官官相护，监督失灵是必然的。其结果就是社会民众对当权者更无信任可言。因此，在权力系统内运行的监督不可取，不再赘述。在权力系统外进行监督是必需的，但对于监督的对象，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以“权力”为直接目标，从而形成了如上图所示的监督主体与权力主体以“权力”为中心的博弈关系，博弈的结果是：由于内部人的控制，对权力的监督陷入“内部人陷阱”而失灵。 　　所谓“内部人控制”，原意是指现代企业中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公司经营的初始信息及经营决策权都掌握在公司的经营者（可以是职业经理人，也可能是大股东）即“内部人”手中，股东（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所有者）很难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由此导致了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主体——企业的内部成员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而所有者却成为企业运营的“外部人”，这种现象即为“内部人控制”。“内部人”通过对公司的控制，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自身的薪酬、闲暇、福利等利益，即使牺牲“外部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例如，2009年3月份，深陷金融危机泥潭的美国国际集团（AIG）为渡过危机不得不接受政府1820亿美元的援助，但令美国国会议员拍案而起的是AIG按合同仍必须向其高管发放2.18亿美元、向员工发放1.65亿美元的高额奖金。 　　“内部人控制”源于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制度的设计。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分析了业主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存在的弊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保留要求资产保值和增值的权利，而将经营权让渡，这一理论也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实际上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制度下，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报酬和闲暇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为如果在对称信息情况下代理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委托人就可以根据观测到的代理人行为和结果对其实行奖惩，但是事实上委托人和代理人关于企业的信息是非对称的，委托人并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他们只能观测到诸如生产、销售、资产等方面的会计要素的相关变量，而这些变量决定于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因素，甚至是代理人“制造”。因此，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无法避免监督问题，然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委托人要充分了解代理人信息从而实施对代理人的监督，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或雇用“监工”来实现，这又会导致委托人的成本增加。委托人必须在投入效率与监督力度之间选择优化状态：监督力度小，可能使监督失灵；监督力度大，所需投入就多。 　　众所周知，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也就是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和执行的权力。究其根源，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共福利而设置的权力，它的最终来源是私权力。因此，拥有私权力的社会民众是公权力的委托人，权力主体则是受社会民众的委托运用公权力“经营”公共福利的代理人。正如委托代理理论所揭示的代理人与委托人效用函数的背离的不可避免性，为了防止权力主体运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作为委托人的社会民众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渠道对权力主体进行监督。虽然社会民众本身拥有成为监督主体的当然资格，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