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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风险放大机制与应对策略 　　摘 要:现代风险具有复杂性、全球性、建构性等多重特征,而新媒体技术在承载现代社会风险信息发布、传播、沟通、存贮的同时,也无法摆脱作为现代风险放大机制的结构性困境。新媒体技术构造下的新型时空关系、新型主体、新型传播交流结构和多元利益主体都可能生成现代风险的放大机制,使人受制于当前并不存在的、抑或想象、夸大、虚拟的风险。良好的新媒体传播环境、健全的新媒体传播监管及法制规约以及有效的新媒介风险传播素养教育将有效地化解或削弱现代风险,建构健康的、具有抵御能力和反威胁能力的风险文化。 　　关键词:新媒体;风险社会;风险放大;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253―05 　　 　　一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相面。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8226;贝克将当下社会经典性地诠释为“风险社会”,他指出:风险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而这种风险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是技术理性的伴生物。正如贝克所言,我们已经迈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包括中国①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然处于风险社会的“后”时代,“科学面临着它们自己的产物、过失和二次问题”②。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宗教与文明乃至信息传播本身等,都牵动了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都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来源。③不同于现时的危机和灾难,现代风险是潜存威胁的未然事件,它彰显出如下特征:首先,它本身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自然风险、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纠集在一起,相互作用和叠加,扩展了风险的层级、范围、规模及影响。其次,它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阶层等传统的边界,促成了“文明风险的全球化”④,贝克颇具反讽意味地指称它塑造了“世界社会的乌托邦”⑤。最后,现代风险是被建构的,“包括和结合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定义和认识”⑥,是科学决策、社会决策的后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它如一袭藏匿起来的影子伴着现代性迅猛的脚步,并逐渐丧失其面纱。 　　新媒体是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相面。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媒体时代,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传播、贮存、利用信息的方式,解决了海量信息存贮和个性化信息处理的问题”⑦。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它撼动了既存的世界秩序,开启了新一轮的世界重组与重构,它不仅使我们超越时空物理极限的能力得以扩展,而且使人类存在的意义从根本上转变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辅助。⑧新媒体构织了僭越传统的现代文化生态,正如约翰#8226;汤普森所认为的那样,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组织,创造了行动、互动的新形式以及运用权力的新模式”⑨。而现代风险“部分是对人们造成伤害的一种客观威胁,部分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经历的产物。因而,灾难事件是‘事实’的:由连续的或突然的(偶然的)能量、物质或信息的释放引起的客观环境或人类健康的转变,还包括社会或价值结构的混乱”。⑩新媒体构织的新型文化生态对“现代风险”的性质、社会条件以及由其产生的各种制度带来了一系列转型性的后果。(11)为风险跨领域、跨时空、跨边界扩展,灾难事件与社会、文化、制度、公众心理的互动和叠加提供了可能性及途径,并且,其本身也演变为一股建构现代风险的重要力量,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及风险行为,可能造成新的社会、文化或经济后果。换言之,新媒体在当下社会中与现代风险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承载风险信息发布、传播、沟通、存贮职责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其作为现代风险放大机制的结构性困境。 　　 　　二 　　 　　1.新的时空关系与风险放大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一方面,新技术将即时传播变为现实,信息延迟的时间差越来越趋近于零;另一方面,信息在互联网等虚拟空间的传播完全僭越了国家、地区等物理空间的界限,信息隐瞒和控制变得困难。“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瞬间传递到‘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处。这促进了全球性的信息流动。”(12)一旦现代风险展露些许头角,抑或转化为现实危机,相关风险信息便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进行实时的、跨地域的传播。无论是我国的5.12汶川大地震、3.14打砸抢烧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孟买袭击、美国坠机等突发事件,大量相关信息都是首先经由新媒体路径进行传播和扩散的。于是,局部、个点的风险信息或危机信息可能由于过度快速、广泛的传播而被无限放大、扩张,单纯的自然灾害可能演化为波及范围巨大的经济危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特定地域的经济危机可能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威胁其他国家、地区,并加重生态、社会文化环境的负荷。而已经处于风险中心的相关信息传播则更易形成信息漩涡,混淆人们的正常感知和理性判断,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和混乱。此外,这种风险放大也是由于时间和距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