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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立高职社会评价制度合理性 　　摘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社会办学的，建立社会评价制度是其质量保障的应有之义。无论从价值、权利、经济的视角，还是从政策和现实的方面，都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对社会评价制度合理性的认识，有利于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合理性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把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它直接面向社会办学，社会需求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建立社会评价制度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意义。 　　 　　理论合理性 　　 　　（一）价值的视角：哲学认识论依据 　　人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二是揭示世界的意义或价值。前者是认知，后者为评价。评价与认知不同，它是一种以把握世界的意义或价值为目的的认识活动，它所要揭示的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世界对于人意味着什么，世界对人有什么意义。 　　哲学认识论研究表明，社会评价活动是主体通过一定中介而观念地掌握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只有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不同需要对事物进行评价，才能全面揭示事物的价值，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其政治价值是培养全面发展、道德水准合乎社会要求的社会化公民。正如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引用范多伦的话：教育不仅要使人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使人学会“做人”（To Be）。《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也指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教育的使命是要“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随着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作用与功能认识的全面深入和多维展开，建立高职社会评价制度也具备了思想基础。 　　 　　（二）权利的视角：治理理论依据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其核心主张有两个：一是强调分权。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由多主体参与。二是强调互动。主张通过合作协商、认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所以，政府要在其职能范围内做好宏观方面的调控，而公共服务的供给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给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 　　法治理论认为，社会具有以下权力和责任：（1）社会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并且在某些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领域，社会主体发挥着更有效的作用；（2）社会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的权力，有责任反映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保护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促进国家民主化进程；（3）社会有责任与政府密切配合，积极承担并有效履行政府让渡的那部分职能，从而促进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4）非政府的各种社会组织有权力对自己内部的事情进行管理、自治，承担保障自我发展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的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壮大及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全面落实，我国社会力量将不断成长，它们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诉求也将不断增强。因此，在高职领域建立社会评价制度以体现和实现社会各方的权利，已经是大势所趋。 　　 　　（三）经济的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在人们趋利避害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人们建立、维护、废弃某种制度，总是为了一定的利益。对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利的制度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制度是顺利实现人们实践目的的手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可以对不同的制度加以选择，而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维度，并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但同时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即一项制度一旦确立就会自我强化、自我巩固，并力求阻碍新的制度安排。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解，高等职业教育评价制度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建立社会评价制度有利于降低高职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避免制度供给的扭曲和错位。因此，我国建立高职社会评价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但根据诺斯“路径依赖”的理论，这个过程又将是充满阻力的过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政策合理性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绩卓越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社会评价的规定。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指出：“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工作，建立有教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