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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斯哈克对欧洲文艺资助研究 　　汉斯?哈克是活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要的观念艺术家，20世纪中期，他开始关注艺术和商业赞助的联系，用社会学家的视野和调查方式创作艺术作品，阐述了艺术市场中商业赞助的秘密，如董事会和政治决策之间的关联、政商权贵主导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性质的走向、文化机构的私有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艺术作品进行了原因和结果的探究。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中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行各业在顺应大流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企业式的运作逐渐进驻了波西米亚式的艺术世界，这时期在艺术领域中出现了“产业”一词（也就是企业式运作）。“产业”拓宽了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艺术家、美术馆、博物馆、艺术评论家以及记者都毫不犹豫的参与到了工业活动的讨论。哈克在受到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文章中《产业化的初衷》（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提到“意识产业”一词的影响，得出在博物馆体系中，“意识产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的产业化（工业化），“将新闻媒体、电影、唱片、时装、公关、广告甚至教育定位为‘意识产业’，这是20世纪发展最迅速也最重要的工业，改变了知识分子和创作者的社会角色，使他们的学术性和创造力受到威胁”。 　　二、文艺资助介入艺术市场 　　企业赞助艺术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这些赞助深入艺术体制内部，在艺术市场中处于重要的角色地位，这种关系的出现同时也在改变一些传统社会角色的社会功能。博物馆、美术馆，国家政策，媒体态度这时期都严重受到了企业赞助的影响。“这个时期，政府不但让一些企业恢复了较高的名誉和可观的利润，还直截了当地鼓励相关研究人员和艺术家争取私人资助”[1]，但令人不安的是，文艺和科学在资助下，研究者们常常受到股东们所规定的研究目的、问题与方法的干扰，他们被迫接受选题，他们的自主权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长此以往，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依附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并受到了市场的制约，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曾说过：“文艺资助不仅是巨大的交际手段，远远不止于此，它是诱惑舆论的手段。”[2]这时期，一些企业家也直言不讳的表明了之所以赞助绝对不是因为热爱艺术。企业家只想利用艺术的高雅来混淆大众视听，利用艺术来为他们打广告。“对赞助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政治氛围，以便企图在纳税、劳动、卫生管理、生态限制、产品出口方面得到好处。”[3] 　　纽约现代美术馆副董事长兼大通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在1966年的演讲稿中说到：“以经济观点而言，参与艺术可带来直接且具体的好处，可以提供公司大量的宣传广告、更响亮的公众名声、更佳的企业形象。它能建立更好的客户关系，使产品更易被接受，也使其质量获得较高评价。”哈克1983年发表的《美术馆：意识的管理者》（Museums， Managers of Consciousness）中提到企业投资艺术的原因是：“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沾染艺术的气息，借艺术之名疏通游说政府及国会的管道，导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立法，并防护不当的商业行为受到外界监视和责难。” 　　上个世纪60年代，艺术机构和他们的资金来源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博物馆要么必须维持在传统的公共机构，要么维持通过从个人和慈善组织的捐赠，二者选其一，这是美国的格局。自从1965美国国会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后，美国的博物馆获得了额外的资金来源。然而，在接受公共补助时，他们依然不会减少对企业的依赖。这个时期，哈克介入展览策划，成为策展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博物馆体制的核心，开始研究博物馆馆史和历任馆长的事迹，表露出对美术馆、博物馆强烈依赖于企业赞助的担忧，企业赞助的增大逐渐使原属于纳税人的公立美术馆摇身一变成为了企业公关和增强政治影响力的工具。60年代德国大型企业开始利用艺术公关，赞助博物馆、美术馆。首先，这些企业认为艺术投资是物超所值的事情，使企业可以获得长期可观的利益；其次，企业赞助艺术可以吸引捍卫自由的知识分子的青睐，藉以保持有效的政界影响力，拉拢社会零散团体，获得较好的口碑。而美术馆、博物馆对企业赞助的需求也日趋显著，美术馆、博物馆的董事会也大多是由商界的权贵组成，所以自然而然与企业站在同一战线上。所以展览的性质也越来越迎合企业口味，艺术家的创作走向也趋附与艺术赞助者。 　　三、媒体角色的转变 　　在文艺资助人介入市场以后，一些传统的社会角色在发生改变，媒体现在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他们更愿意去生产信息，引导大众讨论“热炒事件”，这些强制性的问题和思维一天天的蚕食着公众，公众变成了弱势群体。社会上的“事件”被媒体操控，被资助人掌握。而哈克认为：“企业在文艺资助上投资，使它利用新闻界为企业捧场、扬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