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研究.docVIP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摘要]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由来已久，散见于各种规章和司法解释中，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的双重正当性。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之后相继出台的《公安部规定》《高检规定》《高法解释》也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然而立法整体上仍然偏粗疏简洁，条文含义不够明确，不利于实践操作，有待完善。 　　[关键词]行政证据 刑事证据 衔接机制 　　2001年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一次规定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相应的案件材料，涉及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针对检察院办案强化了这一规定。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重申了这一规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矢口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细化了证据衔接的问题。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则正式确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随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都进一步对《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做了补充或细化。然而，总体看来，立法仍较为简短粗疏，并未平息理论界对此制度长期存在的争论与解决实践操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试图由《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展开，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做简要研究，以阐明立法，更好指导实践。 　　一、建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的正当性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紧密联系使建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具有相当的正当性，既有理论基础，也是出于现实需要。 　　（一）建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具有理论基础 　　（1）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上具有同质性。我国的立法存在着“违法”与“犯罪”的二元分立结构，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往往是一种纵向延伸的关系，具有同源性。即依据《刑法》规定，达到一定的数额或程度、情节或后果严重时，行政违法行为将转换成刑事犯罪行为。两者在案件事实的构成要素上基本一致，证明该案件事实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在种类和范围上也基本趋同。由此推之，如果起初的行政违法最终被认定为犯罪，那么之前为证明该行政违法行为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本身所蕴含的反映案件事实构成要素的情况和信息也并没有质的变化，侦查机关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进行补充核实，使其符合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主要是取证主体、证据形式的合法等），就可以直接将其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刑事证据使用。 　　（2）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具有一定相通性。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同为诉讼证据，内、外均具有相通性。第一，就本质属性而言，两者均具有证据的“三性”――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即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都必须是伴随着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遗留下来的客观材料或目击者的记忆，都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等。对于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二，就外在形式而言，《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的划分上基本一致，两者都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笔录等证据种类。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的主体称谓不同，因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彳亍政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陈述”。除了共同的勘验笔录，虽然行政诉讼中特有现场笔录，刑事诉讼中特有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但本质都是笔录，证据形式相同。因此，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无论从内在的证据属性上还是外在的证据形式上都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存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变、过渡的操作可能。 　　（二）建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具有现实需要 　　（1）事后证据不可重复收集的问题。行政犯罪行为多由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行为中发现，且行政执法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行政机关往往能够第一时间在执法现场收集和固定证据。而对于行政犯罪查处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且对案件定性具有重要决定意义的实物证据，由于其具有不可恢复性，因此在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之前，行政机关已将这些实物证据进行扣押，如果按照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方式再去收集时，很显然这部分证据已经不可能重新收集和扣押了。 　　（2）专业性的考量。行政机关具有专业性的特点，很多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