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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含义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等同于举证责任，仅指提供证据的责任，这未能正确反映证明责任制度的全部内涵，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的不足。证明责任分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举证责任是行为责任，它为证明责任的子概念，在具体事项中呈现不同状态，而结果责任的性质却是稳定的，因而行政诉讼证明责任核心层含义不应是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应为结果责任，即争点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不利后果如何归属的裁判规则。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比较研究；含义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3―0062―05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的使用者是古罗马的法学家。直至今日，证明责任概念仍是诉讼领域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学者们从各种立场、角度，使用和解释证明责任一词，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说、观点。对此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指出“就连选择‘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本身都是极为不幸的，因为它最容易引起混淆，对此已形成共识。”同时普维庭教授认为，“如果不严格锁定‘证明责任’概念的内涵，就不能得出明明白白的结果，对此也已有共识。” 　　 　　一、诉讼理论中证明责任一般含义的比较 　　 　　证明责任与诉讼相伴而生，只是两大法系的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证明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有意思的是两大法系的学者又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一)英美法系中的提供证据的责任与法定的证明责任 　　在英美法系法律术语中，证明责任被写作“Burden of proof”。1890年，美国学者赛耶(Thayer)在其论文《证明责任论》中首先指出“Burden of proof”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 　　按照英美法系学者的普遍观点，“Burden of proof”的双重含义为：第一种含义是指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够的证据，以使本案的争点事实交付陪审团认定的行为责任。此意义上的“Burden of proof”英语通常写作“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production of burden”或“the duty of producing evidence”等，汉语的翻译有多种，例如：“提供证据的责任”、“提供证据的负担”、“不提供证据的危险”或“临时性责任”等。第二种含义是指当事人对交付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争点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益。也就是说，提出事实如何的人，如果在所有的证据都提出后，其主张仍不能得到证明，他就会败诉。此意义上的“Burden of proof”英语通常写作“the burden of persuasion”或“persuasion burden”等，汉语的翻译也有多种，例如：“法定的证明责任”、“说服责任”、“法定负担”，“法定的责任”、“证明责任”、“说不服的危险”或“固定责任”等。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我们将第一种意义上的责任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将第二种意义上的责任称为“说服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虽然与说服责任如影随形，但在英美法学家看来，两种责任存在以下区别： 　　1．发生的阶段不同。在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只表现在诉讼早期阶段(法官将事实认定交付陪审团之前)，是当事人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使法官认为有理由将争点事实交给陪审团进行认定的行为责任。在诉讼早期阶段，当事人如果没有提供证据或法官认为当事人没有充分地提供证据，法官则无须将案件交付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而是采用指示评定等方式，直接裁判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而说服责任则发生在证据调查结束时，如果在这一阶段，陪审团对该争议事实尚存在着怀疑，那么该当事人就要负担因说不服而产生的危险，即陪审团因不能认定该事实而做出的对其不利的裁决。 　　2．针对的职能不同。在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是针对法官的职能而言的，说服责任则是针对陪审团的职能而言的。在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是法律问题的裁判者，陪审团是事实问题的裁判者。在这种诉讼构造下，只有当法官认为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履行了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使法官有理由认为应当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裁决，才有可能涉及说服责任。在法官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裁决后，争议事实是否已被证实?根据现有证据能否相信该事实为真实?这属于陪审团职权范围内的事，要由陪审团来裁决。 　　3．转移与否不同。提供证据的责任会随着举证活动的进行发生转移。当一方已提出充分的证据后，这种责任就会从他身上暂时消失，转移于另一方当事人。说服责任不发生转移，这种责任一旦确定由某一方当事人负担后，便自始至终由该当事人负担。所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