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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谎言道德判断模式 　　[摘　要]行政官员的谎言侵害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引发了政府的诚信危机。谎言能否得到道德辩护日益成为政府、媒体与公众各方争论的焦点。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官员的谎言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那么一方面可能会让某些官员利用道德的名义行不道德之实，另一方面又可能舍犯“一刀切”的错误。将某些官员善意的谎言误解为是恶意的，从而激化矛盾。本文在结合相关领域对于谎言道德评价的研究的前提下，试图为正确判断行政谎言的道德合理性建构一个判断模式。 　　[关键词]行政谎言；道德辩护；道德合理性 　　[作者简介]龙国智，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广东　广州510320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8-0040-06 　　 　　引　言 　　 　　近来，行政官员一连串“善意的谎言”日益凸显了政府的诚信问题，早先的如“华南虎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最近的如“躲猫猫事件”等，官员在其中的隐瞒、说谎行为不仅没有解决官民间的冲突，还引起了普遍的政府信任危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政府仍旧采取过去的旧思路、旧方法：出了事先保密，关起门内部解决。这种方式曾经帮助政府解决了不少难题与冲突。然而。现在这种外松内紧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奏效，反而激化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当地群众由于不满政府发布不真实信息，愤怒地围聚在公安局前，放火焚烧了整座大楼。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反映了政府的旧办法已经不合适宜，它忽略了当下大众媒体的规模、传播速度与广度，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大大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加大了政府长时间控制信息的难度。当政府无法全面封锁信息、公众难以察知实情而听信流言时，保密、说谎的方式不但不利于政府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严重化。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辨别官员的谎言是否是善意的?它是否能够得到道德辩护?我们如何判断其谎言的道德合理性呢?如果说谎能够得到道德辩护，公众就会认可政府关于说谎的解释，从而体谅政府的良苦用心，承认说谎的道德合理性。矛盾自然消除。反之，如果公众认为政府的解释不足以相信，就会发起对政府的道德谴责，从而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任务正是要为行政谎言提供一个合理的道德判断标准。 　　在展开论述前，先有必要限定本文的一些核心概念，在文中，政府指的是狭义上的行政机构。“行政谎言”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一个分析概念，它是指行政机构及其官员有意向公众传递有关公共事务的虚假信息，由于任何组织的行为只有落实到个体身上才有意义，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无法做出任何具体行为，行政官员是政府行为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我们日常所见的、所讨论的政府行为实际上都是官员个体的行为，因而在行政谎言中，真正的行为者是行政官员，我们常指的政府说谎也是指行政官员说谎而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员说谎都是行政谎言，只有关涉到公共事务的谎言才属于行政谎言。例如，在“伊朗门事件”中，里根政府否认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并将部分所得款项秘密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当被媒体曝光、以及经过国会的调查后，里根转口公开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由于里根的谎言涉及到国家事务层面，所以属于行政谎言，而在“拉链门事件中”，克林顿否认自己与莱温斯基的关系，随后又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道德错误”。克林顿的说谎与公共事务无关，违背的是个^道德，属于私人的道德评价范围，所以不属于行政谎言。 　　 　　一、义务论模式：一切谎言均不道德 　　 　　道德标准的混乱是造成官员频繁说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为谎言提供了一个“道德避难所”，使得政府在说谎后常常能成功地“脱罪”――即利用某种“高贵的”理由将说谎合理化，从而避免道德谴责与惩罚。因此，如要让政府少说假话、多说真话，就必须先让人们心中有个标准，知道如何判断其谎言的道德价值。很多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如康德、边沁等，都为此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为说谎提供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他们分别在正确地强调某个方面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陷入了困境。尽管他们没有关于对行政谎言的直接论述，但他们关于为谎言道德定性的研究却为本文的论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康德为首的义务论者，否定任何谎言的道德合理性；另一类是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承认某些谎言是合乎道德的。 　　康德认为不管何种谎言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指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具言之，就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取决于你的行为是否能够通过绝对命令的检验，即你是否同意你将采取的行为变成一种普遍规律、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像你如此行为?如果一个人根据由道德律令推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