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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引入负面清单模式思考 　　摘要：负面清单模式体现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理念，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归根到底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公民行政诉权的性质，理应以符合权利属性的方式来表述。当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不断扩大可诉范围，但其设计模式存在问题，难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充分保护的目的，必须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先以肯定的方式对受案范围作概括性规定，然后将不予受案的各类事项以排除方式明确列举，而未予排除的其他所有符合概括性规定的行政案件，均在应受理范围之内。 　　关键词：负面清单模式；行政诉权；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6 　　2015年5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对受案范围的修改值得关注。新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虽然作了扩展，但只是一种改良性的修正，而非革命性变动，因此仍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学者，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一种自认为有价值的负面清单理论和制度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为今后的再次修改提供方向，是研究者应有的责任。 　　一、负面清单模式体现出对权利充分保护的法治价值 　　（一）负面清单在外商投资领域中的运用 　　在中国，上海自贸区首次运用负面清单模式。自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后，自贸区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制定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自贸区办法》），明确规定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自贸区办法》第11条规定“自贸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实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后又制定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规定了“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① 　　。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被认为是上海自贸区在外商投资领域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一种具有法治价值的管理模式。这里涉及到对投资主体准入的制度设计问题。实践中，对外商投资准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一是肯定式列举模式，即由法律法规作出明确的列举，在列举范围内的，外商才可以投资，不在范围内的，则外商不能投资。这种模式限制了外商投资的自由和领域，属于管制型的管理模式。二是明确的禁止性列举，即法律法规明确列举了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的范围，只要不在此限制或禁止范围的，外商皆可以自由选择进行投资。这种模式体现了开放的管理模式。而负面清单模式属于后一种管理模式。由此可见，负面清单是指仅将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进行列举，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项，则属于允许的事项。“负面清单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其特征在于以否定性列表的形式标明外资禁入的领域” [1]。显然，负面清单模式更有利于投资商投资权利的保护和充分行使，更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行。 　　实际上，负面清单制度在国外早有运用。美国与日本1953年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7条规定“缔约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的国民或企业国民待遇，以在其境内从事商贸、工业、金融和其他商业活动，但公用事业、造船、空运、水运、银行等行业除外”，开始使用了负面清单的方式来规定国民待遇问题[2]。1992年8月12日美加墨三国签署1994年1月 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运用负面清单的国际协定 　　在国际贸易和/或投资协定中通常用“不符措施”（non-conforming measures）条款来体现“负面清单”的内容。NAFTA的不符措施是一系列对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其他义务的例外措施。除非NAFTA成员明确表示保留某些措施不适用，否则该服务贸易就应非歧视地开放。参见龚柏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年第6期第23-33页）。。目前，负面清单制度被各国广泛运用于外商投资领域，有 70 多个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 　　参见MBA 智库百科“负面清单”。。 　　（二）权利保护需要相应的法治模式 　　对外商投资到底应当实行什么模式，与各国对外资的管理传统与理念密切相关。法治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倾向于开放性的负面清单模式，而管制较多的国家，出于多重考虑，不敢放开，往往规定了较为狭小的投资范围。但哪一种模式更好呢？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了负面清单模式，就一定说它就是一种最好的模式，关键要找到其存在的理论依据。 　　权力与权利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权力指的是公权力，主要是政府的权力 　　在国家权力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决定权、执行权（包括行政权和审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