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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问题与对策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在西方兴起并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模式。我国浙江省温岭市进行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参与、人大决定、民主协商的公共决策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这种协商民主形式存在协商的真实性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须循制度设计与文化培育两大路径加以解决。 　　关键词：协商民主；复合代表制；协商文化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2-0007-05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以约瑟夫?毕塞特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政治学理论家开创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对西方学界与政界产生广泛影响。2003年以来，以林尚立、陈家刚等为先导的一批学者撰文向国人引介协商民主理论，以何包钢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率中西方理论学者投身浙江温岭地区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意图以协商民主为“尚方宝剑”促使政府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以最小的代价与阻力推动政治民主进程。总的来说，他们对西方协商理论的理解和对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问题把握是准确的。但任何制度变迁都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鲜有文献从协商民主实践如何嵌入我国原有正式制度的角度展开论述，本文为此作一补充。 　　 　　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基层实践 　　 　　西方选举式民主弊病缠身，催生协商民主模式。协商民主强调公共决策过程的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平等参与与充分审议。中国浙江温岭地区的基层政府推行具有协商民主特质的决策方式，策动多元主体(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群众、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决策，取得积极效果。 　　 　　(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缘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选举式民主遭逢社会分裂、精英操纵、分利蔓延、民粹化倾向、政治肥大、赤字高涨、治理能力下降等严峻危机，一批学者纷纷探讨超越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的新模式，重新思考西方民主的未来。最具代表性的是萨托利从平等主义民主回归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的呼吁与协商民主模式的出炉。 　　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其后，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深入阐述了协商民主的动力。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甚至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而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不约而同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 　　 　　(二)西方协商民主的内涵 　　从词义上剖析，协商(又译为商谈、论辩，de-liberative)所含内容包括：参与主体的地位平等；自由开放的讨论；批判性审议；理性思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协商是一种政治过程，其中，参与者自由、公开地表达或倾听各种不同的理由，通过理性、认真地思考，审视各种理由，或者改变自身偏好，或者说服他人，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如乔?埃尔斯特指出，“协商民主包含两部分：一是，所有受到决策所影响的公民或其代表，都应该能够参与集体决定，这是协商民主的‘民主’部分；二是，集体决定是抱持理性与无私态度的参与者，经由论理的方式来形成。这是协商民主的‘协商’部分。”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古特曼和汤普逊认为，所谓协商式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态，即公民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的过程，各方的意见在公共论坛中互相交流，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 　　综而言之，协商民主是指公民、法人在平等、自由的机制与氛围中就公共事务展开理性商讨与公开审议，各抒己见，广泛表达、权衡各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达成共识，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与合法的公共决策与公共治理模式。西方的协商民主模式包括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或称“公民议会”、“共识会议”)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亦称21世纪城镇大会)等。 　　 　　(三)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实施与深化，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与广大群众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制定地方性政策的决策形式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中开花结果。众多的形式包括政策咨询会、公众听证会或协商会、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以下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民主恳谈会为个案管窥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过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