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研究.docVIP

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研究 　　摘要：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是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其承诺在刑法学上可能就难以成立，这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而言，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能力，那么，在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而无法展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判断，必须结合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关键词：被害人；被害人的认识能力；被害人的承诺；刑法意义；西方刑法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2－0015－06 　　 　　被害人的承诺是刑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在探究该问题的时候却很少追问被害人的承诺以什么为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必须归结于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承诺的可能，被害人的承诺也就没有探究的必要。当前，我国及国外的相关刑法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均局限于诈骗罪这一具体罪名上，而对于其他类似的牵涉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却没有展开应有的研究，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供操作的标准。笔者拟从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的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群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以期归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被害人认识能力之刑法意义概述 　　 　　(一)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的滥觞 　　肇始于西方的近现代刑法学，深受罗马法中私法主导地位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即在于个体权利的保护、意思自治思想的贯彻等。这样，在法律上(包括传统的私法，如民法等；也包括公法，如刑法、行政法等)就非常注重对被害人的个体意思的保障。其根源，通过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的法律格言“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就能得到全面的体现，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对于出于被害人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场合，就不会产生权利侵害问题，也就无由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现代的法是建立在国家对各种群体和个人的充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之上的，建立在国家对‘强制的垄断’之上的法。”对于个体权利，国家更加注重对公民个体意思的保障，对于其在正常意思表示下所作出的行为，国家承认其为最高的权利，有凌驾于国家刑罚权之上的效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在对西方刑法理论充分借鉴的同时，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传统刑法中的“重刑轻民”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人们从法律的客体逐渐变成了法律的主体，个体权利得到彰显。当前，我国《刑法》也充分赋予了国民以自我处置权，即对于公民出于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自损或者他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损害行为，刑法一般均不将其纳入打击范围，除非这种损害行为超越个人承诺权限的范围，而侵害了国家、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国民的利益，否则，刑法不会主动介入。但对于行为人欠缺认识能力、并进而影响其辨认能力的情形而言，我们就应当全面分析，因为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欠缺可能直接导致行为人的损害行为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与被害人承诺的损害表象无关的其他犯罪。这样的情况在刑法中并非罕见，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对之展开讨论。 　　 　　(二)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的研究现状 　　国外及我国刑法学界针对被害人认识能力对行为定性之影响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内，即被害人承诺的有效要件是什么，这中间就涉及到被害人的承诺能力问题。而要正确地判断被害人的承诺能力，就必然要探究被害人对承诺事项的认识能力，因为被害人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是其作出有效承诺的前提。目前学界探讨最多的就是诈骗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在该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多数学者均认为，诈骗罪中被害人必须具备认识能力，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的定性。该定性直接牵涉到的争议就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问题，即对于没有认识能力的被害人，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学界基本上将之认定为盗窃罪。其原因是千篇一律的“从无行为能力人如幼儿、高度精神病患者手中骗取财物或者从限制行为能力人处骗取该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权处分的财产时，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因此，仅有处分事实而无处分意思的，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基本符合我国的司法现状，但论者却没有从根本上对该问题展开讨论。笔者以为，在该罪中，如果行为人确实明知被害人为没有认识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那么对行为人认定为盗窃罪是没有疑问的。其原因在于，该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是侵害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其财产的实际占有人的财产权，在行为人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