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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林道静角色实现 　　80年代以后,《青春之歌》的中心问题得到确认,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成长史”)问题被着重提出。批评家们讨论到林道静形象时,认为林道静的“成长”指认着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证明。”(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分析林道静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实现历程,通过林道静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实现,补充《青春之歌》的现实意义。 　　 　　一.林道静自我角色的实现 　　 　　(一)反抗精神的展现 　　“《青春之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把家庭作为社会权利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缩影来重构。”(颜敏:从自我危机到本体安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林道静的出身,即地主家庭的环境和下层农民母亲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性格的多重性。在家庭中,林道静是一个挨打挨骂的角色,还受到弟弟的欺负,但“她从来不哭”,“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终于“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幼小的林道静心理上便已经懂得了忍辱负重和坚强,而且深知自己的势单力薄,她内心里从未放弃过厌恶与仇恨,与其说她在等待时机,毋宁说她在等待成长。 　　学校教育给了林道静一个跳出笼子的机会,同时,使得她在各方面得到良好发展。在学校所在的自由天地中,林道静有了喜好和憧憬,内心从淡漠变得热情起来。杨沫给故事设定的背景是1931年,“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云和事变,构成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出身的双重性和时代背景下学校社会培养了林道静追求自由和美好的个性,也塑造了她的个人气质和魅力。在得知养母徐凤英想把她作为摇钱树嫁给胡梦安之后,其时又从王妈口中知道了生母惨死的实情,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怨恨离家出走了。显然,这是受了五四运动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之后,她的反抗便由内心走向外化。 　　外化的反抗中“逃”是她的主要方式。她从封建家庭的牢笼中逃出,是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怒与仇恨的爆发,因此显得比较“彻底”,不会沦为娜拉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她与余永泽恋爱后的通信中写道“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于是,“还没等到放寒假,就像她从北平逃来北戴河一样,她又悄然从北戴河逃回了北平。”在她意识到与余永泽思想的分歧后,她又逃出了“那间给了她幸福又使他无限痛苦的公寓房间”。她走上了现代女性“家庭――社会――国家”的解放之路,并证明了其合理性。在从事革命工作后,她也不断逃脱反动敌人的追捕和迫害,这样的“逃”是革命斗争中积极的反抗。 　　林道静的“逃”,有时候也是出于她的脆弱,显示出无力的退缩。例如在北戴河附近遇见一对凄惨的母子时,她只能满怀同情与愧疚,“心慌意乱、急急忙忙地跑回了杨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发现了自己的无力和软弱,只能“逃走”。更为典型的是,她在遭受初入人世的打击后,心灰意冷,起了死意,希望以此逃离可怕的现实世界。 　　人格的塑造主要是在童年的家庭环境中,林道静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追求独立的人格便是如此。她的人格个性在她成为革命者中与她所处的社会角色逐步达成一致、统一为一体。可以说,林道静“扮演”了革命者角色,反过来,革命者角色的行为要求对她的个性人格形成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二)角色期待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林道静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学生时代;第二,漂泊时期;第三,革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漂泊时期,林道静陷入了一种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中。她对未来与自己不抱希望,其间有过自杀的念头,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她内心的阴暗感觉。作者此时着力表现林道静内心的麻木、衰颓,更多的是为了说明此时的她还处于迷茫状态,为后文埋下伏笔。究其原因,林道静的阴暗与苦闷来自她“不愿马马虎虎地活着”,但又不得不如此。她对生活有一种追求,“我常想起高尔基的一句话:‘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 　　米德的人际交流理论中认为自我是由“主我”与“客我”共同构成的,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以此看林道静这一人物,在她的内心,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客我”,“客我”所代表的价值观――“做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即现代女性的个性人格)受她所信仰,此时“主我”对此作出反应――认同、信仰并作出相应于该价值观的准备,这使得林道静虽然陷于阴郁但还有走出去的可能。林道静的这一价值观使她清醒认识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