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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受佛学集团影响 　　［内容摘要］ 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影响巨大。与前代文人集团相比，它们无论是成员构成还是集团活动，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因是来自佛学集团的影响。 　　［关 键 词］ 齐梁；文人集团；佛学集团 　　［作者简介］ 丁国祥，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大学语文和传统文化研究 　　李??，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一 　　 　　文人集团其来远矣。先秦王侯公子门下的宾客集团即为其萌芽，汉代赋家团体为其开端，建安时代的邺下文人集团为其第一个高峰。此后历经魏晋刘宋众多面貌各异的文人集团的递相登场，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终于又迎来一个大的发展，规模空前、高潮迭起，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均达鼎盛，标志着文人集团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 　　现在很多学者又经常把文人集团称为文学集团或文人团体，这些概念之间略有差别。对齐梁时期统治文坛的几个文人群体，笔者认为使用文人集团这一称法更加稳妥。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能在范围上涵盖的更广泛。文学集团这一概念以集团成员有共同的文学活动为标准，范围相对狭窄，而文人集团可以视为文学家组成的集团，以文学家为骨干的各种名士集团、清谈集团、学术集团均可涵盖在内。依据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既然作家本身就是文学的要素之一，那么只要是文学家组成的团体，都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因此，使用文人集团一词可以把这些研究对象都包含在内。 　　第二，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视野更加开阔，有助于我们以多维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立体的考查。如果称为文学集团的话，应该以文学创作及交流为主要活动。齐梁之间的各大文人集团虽然在文学活动上都呈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但无论是萧子良、萧衍，还是萧统、萧纲，他们的集团都有一项基本的日常活动，即抄撰众籍。也就是说，宴饮赋诗，乃是工作之余的娱乐项目；而抄书编书，才是这些文人的日常工作。因此可以说，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其文学性与学术性是浑然一体的，就两者地位来看文学似乎还在学术之次。除了文学与学术之外，齐梁间主要文人集团的活动应该还涵盖政治、哲学、宗教等多重领域在内。因此，用今天相对纯粹的文学集团这一概念，去表述当时活动内容多样的文人团体，多少显得不够全面。反之，使用文人集团这种表述，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其中的各种要素，并可以进一步关注其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第三，称文人集团比使用文人团体一词，能更加突出领袖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对团体的定义是“有共同目的、志趣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对集团的定义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初看两者的意义差别不大，称文人集团或称文人团体应该都是可以的。细加推敲的话，则集团比团体，更加强调组织性，而组织的关键又在于领袖。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恰恰是靠领袖支撑的，领袖一死这个集团就随之瓦解。因此，称其文人集团更能够强调领袖的重要性。 　　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笔者把齐梁时代的这些文人组织，称为文人集团。 　　 　　二 　　 　　综观整个中古文人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这些新变固然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因的作用，而各种外因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齐梁之际两个最重要文人集团的领袖，萧子良与萧衍二人，恰好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领袖在文人集团中的作用又举足轻重，因此佛教因素对这些文人集团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佛教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佛学集团，同文人集团一样，组成佛学集团的首要目的是学术的需要，这两种集团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一旦两者互相接触并发生某种联系的话，那么文人集团势必会受到来自佛学集团的某些影响。 　　佛学集团发端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以译场为中心，义学沙门聚在一起钻研佛典，便形成了佛学集团。在北方，佛经翻译先后以洛阳、长安为中心。到了苻秦、姚秦二代，由于得到政权的支持，长安的译经事业盛极一时，与此相伴佛学集团也达到鼎盛。《高僧传?译经中?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记载：“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晋书?姚兴载记上》又云：“兴与（鸠摩）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这个佛学集团的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再看当时的文人集团，自建安之后，最重要的莫过竹林七贤、贾谧二十四友、兰亭集会这几个集团，以小型集团为主，人数有限，其规模与佛学集团反差巨大。到萧子良组建西邸文人集团开始，文人集团的人数骤然增多，齐梁两代主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