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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新思维 　　内容提要：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与知识精英思维方式的转变关系密切。近代中国，理性思辨既是推动知识精英思雏方式转化的核心因素，也是推动政治思想革新、民族新生的重要前提。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许多问题绝非“吃一堑长一智”旧式思维套路所能处置的。张謇是精英群体中思维方式率先西化的典型代表，他将东西方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分析思考中国的现实及将来，形成了对时局的独特看法，主张政治上要渐进与公正，教育上要独立与务实。 　　关键词：张謇　“新思维”　秩序　思辨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70-74 　　 　　一、张謇“新思维”的时代背景――从改良舆论暗流到制度变革思潮 　　 　　《南京条约》签订后，久久关闭的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随之拓宽。与以往的“蛮夷狄胡”不同，洋人不仅有先进的火器轮船、天文历算，还有中国知识界闻所未闻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滞后于西方，故要正确认知彼此间巨大的文化差距，实施政治革新，不仅需要时间和智慧，更需要一定条件和环境。其一，清王朝首先是作为统治集团而存在的，对维护既得利益最为上心，至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未来，则在其次。所以，仿照欧美、着眼全局的改革动议，往往一出笼即遭致其死硬分子的竭力反对。跟洋务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鸿章说在中国即使搬一桌子也会弄出血来。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社会改革有这样一段评述：“在中国，官吏的地位是经常变动的，而且为了取得官位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求学、捐纳、赠礼与规费等)，任官后必然拼命敛财，而且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到他们利益的旨在强化中央财权的改革。改革毫无希望，不仅因为有一股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而且也没有独立于这些利益集团之外、而与利益无涉的执行机构来实现它……只有在国土为武力所征服的情况下，或者成功的军事革命或宗教革命，才能瓦解俸禄利益的强固结构，从而缔建全新的权力分配与新的经济条件。任何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都必然会受挫于上述提及的阻碍。” 　　其二，中国朝野知识分子在话语表达系统上有分歧。士大夫阶层出于对一己之私利的维护，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可以预期的社会问题及民族隐患，凡事能拖则拖，除非万不得已，决难冒险力谏，为民请命，进而促成对现行体制的改良。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近20年间，官方话语系统仍沉浸在自欺欺人的“万年和约，，之中，着力掩饰日渐显露的民族危机，在强兵富国方面毫无建树。而同时期在野士人的言论主张，倒是基本切合时代主题。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王韬、严复等人的议会民主、维新改良等政治见解。但在议会制度阙如的中国，他们的见解只能作为一股舆论暗流在基层缓缓流动，根本不可能对流至上层，更难说影响决策了。 　　其三，中国政坛危机有着独特的潜伏期。文字狱的阴霾、现实利益及明哲保身的为官为绅之道，致使体制对舆论是有着异乎寻常的约束力，所以，在危机没有迫在眉睫时，敢将心里真话吐露出来的人少之又少。等到形势严峻且再也无法回避之时，那些压抑许久的真实思想、思潮即会出现井喷。 　　历史对每个民族都是公平的，它不会给任何一个民族以永远改正错误的机会。《马关条约》后，列强加大了对华侵略的力度，中国发展空间急遽萎缩。空前的民族危机严重挫伤了国人自尊。迅速进行体制革新、挽救民族危亡迅速成为一股政治思潮。许多精英认定政治体制落后是国家陷入危机的主因，只要采取雷厉风行，断然变革，就可以弥补此前几十年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过失，开辟民族新未来。戊戌变法前后仅103天，可维新派人士就促使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其急切心态可见一斑。可见，在旧体制约束力锐减之时，政治上主张激进的精英不在少数。邹容、宋教仁、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皆有类似情结。细察中国近现代史，会发现这股激流绵延不绝。中国落后局面是慢慢形成的，想一朝一夕将其彻底扭转从逻辑上讲不通，现实中也无可能。民族复兴是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既需一腔热血，更需循理而动的大智慧，而后者则需要一定的气魄和悟性。张謇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兼具二者之长的风云人物。 　　 　　二、张謇“新思维”的核心――理性思辨 　　 　　与西欧社会不同，中国由于缺少理性思辨传统，故其历史每向前推进一步多是要以血淋淋“吃一堑”、“吃几堑”甚至反复吃同一堑为前提，这恐怕是不争之史实。人们总爱用“多灾多难”来形容中华民族艰辛曲折的历史。的确，有些灾难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的，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苦难却并非“在劫难逃”。多数情况下，如果统治集团提前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危机是能够被化解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过无数次王朝兴替，可政权频繁更迭之后，中国政治思想水平提升甚微，有些方面反而倒退。在张謇看来，一个民族的历史主要是由其成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