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左传论断语言.docVIP

试析左传论断语言 　　中国古代的史家表露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的形式有多种，其中著名的如有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为目的而修《史记》的司马迁，每有假“太史公曰”以发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常以“臣光曰”的形式论兴替。这种以“太史公曰”、“臣光曰”直接地表达史家本人意见的评说形式，向上可以追溯到《左传》，其中，“君子曰”、“仲尼曰”以及冠以“礼”的标识的议论文字所在皆是，学者称之为论断语言。人们习惯对这些论断语言作具体个案的微观分析，若借鉴如学者就《史记》所总结出来的“互文”的方式作综合关照，是否会发现它们将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呢？ 　　所谓以“互文”的方式分析《左传》的论断语言，指的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将《左传》中有关联的，或者是针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针对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件的论断语言作一个前后的联系与比较，以达到综合整体关照的目的。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其中“婉而成章”，杜预的解释是：“曲屈其辞，有所避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2]大意就是因为有些话不能讲明白，需要回避，但是由于职责之所在，又不得不讲，或者恐有重复琐碎的诟病，故采用比较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协调二者的矛盾，于是就有了“互文见义”的特点。《左传》的论断语言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用“互文”的方式予以观照，方能救偏颇之失。 　　首先，《左传》用“互文见义”的方式是为了避免重复琐碎的毛病。《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左传》不可能一一加以评论，只能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响相对大一点的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发表看法，其他虽放而不论，但可仿照针对相关的事物的论断，从而做出判断。如《左传》只对晋国的文公等少数的几个国君发表议论，原因也就在这里。 　　其次，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回避矛盾，有避重就轻的嫌疑。这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迫于当时的价值观和舆论氛围，虽然已经对主流的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还不敢公然与之决裂，故采取了这种回环曲折的互文见义之法。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宋襄公在泓之战秉持“不重伤，不擒二毛”的仁义之举而最终兵败身亡的认识上。传统的看法是赞美宋襄公的，《公羊传》就持这样的观点，《史记》也承袭了这样的观点，以为“宋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之缺礼仪，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礼让也”，[3]那么《左传》又是怎样看待宋襄公的仁义之举呢，传中除了借公子目夷隐约其辞外（公子目夷的态度虽很明确，但只是作为事情的经过来交代），并没有直接给与评价，但《左传》并非没有表明态度。宣公二年，君子论宋人狂狡倒戟救郑人，以为“失礼违命，宜其为擒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为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2]很明显，战争的礼就是果毅，而不是所谓的仁义。这一前一后两件事极为相似，而《左传》对前者放而不论，单就后者做出了一番评价，用互文见义的思路去分析显的很有必要。吕祖谦就曾将两件事相提并论，以为“襄公之说，近不能移当时之国人，远乃能误后世之狂狡”。[4]可见，《左传》对宋襄公的仁义之举是不赞同的，但是因为又不敢公然的与当时主流的声音相违抗，所以只能采用互文见义之法，借对一个微小之人的评价来寄托自己的真实思想。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出于不得已的考虑，那么另外的运用于论断语言的互文见义的方式则是自觉自愿，突出的就是为贤者讳，这似乎都成了中国史家的默契。表现在《左传》的论断语言中似乎是对贤者的“瑕疵”往往笔下留情，不闻不问，而对于他们的“功德”的赞美，则常常不遗余力，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之简单，如果人们从整体综合的角度去观照它们，却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地方，而这些问题只有按照互文见义的思维模式去解释，方可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子产，无论从对其事迹言行的记载来看，还是从论断语言对他的评价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世间一流的人物，襄公三十一年，仲尼以为“……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昭公十三年，“仲尼谓：……足以为国家基……”[2]昭公二十年，子产死，“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2]《左传》中如此三番假孔子之语来赞美一位历史人物，仅此一例，可见对子产推崇备至，正因为如此，为子产讳也理所当然。《左传》中不止一次的提到铸刑书的事情，其中就有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与昭公二十九年晋国的赵鞅、荀寅铸刑书一前一后的两次记载，但是《左传》对此的处理方法却大相径庭，对于前者，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考量，记载了子产与叔向就此而进行的一场书面论争，虽然《左传》作者的立场倾向于叔向，但《左传》并没有就此单独做出任何有倾向性的评论。不过对晋国的这两位执政大臣的态度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