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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风度对当代生态美学启示 　　摘 要：在当代生态美学中，探讨得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关系。深层生态学曾提出“人―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观点，在三者的关系中，人起着核心的纽带作用。由此可见，要想维护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从根本上在于从人自身出发，建立和谐的精神生态观。中国古代魏晋士人的风度可以概括为独立的人格、觉醒的生命意识和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三种特征，这些对于当代精神生态美学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魏晋风度 精神生态 生命意识 审美化 　　一、 精神的独立、人格的自觉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写到魏晋风度之时，开篇便以“人的主题”为标题，魏晋风度最为耀眼的地方正是在于人的自觉，具体表现在士人们精神上的独立与人格的自觉。在魏晋之前，受政治―社会―伦理紧密结合的思想风气的影响，人们普遍追求的都是官方所推崇和赞扬的思想与人格，看似光芒万丈的大写的“人”，实则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多和广的灵动与自由。 　　 成复旺先生曾总结：“先秦两汉时期，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姓名、职业、学说、业绩乃至履历，却不太清楚他们的性格、爱好和日常生活。他们是个体的人，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体的人，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职业、学说、业绩之外，还应该有独立的兴趣、性格，没有想到在公共生活之外，还应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般人是如此，连诗人也是如此。例如屈原，他似乎除了忠君爱国关心政治之外什么都没有想过。魏晋以后就不同了，我们看到许多人都各有自己的秉性、爱好，都在过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可能不大知道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却清楚他们的仪容风度、个性特征。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才看到了许多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人。”魏晋之际，儒学的核心地位不断被冲击，封建礼教不断被人所弃置，对于传统的反叛带来的是个性解放的大潮。在《体别》篇中，刘劭将人物依其个性特点分为强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辨博、弘普、猬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十二类，多种多样的人格品评标准一改以往立人唯求中平正和的单一。摆脱了精神的束缚，从本心出发，士人们完全有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发展空间，精神自由的光辉也由此显现出来。魏晋士人，无论是嵇康式的“手挥五弦”的潇洒风流，刘伶“死便埋我”的不拘礼法，阮籍“穷途而哭”的任诞狂放，还是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缥缈等等都是精神人格多样化的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人格的多样性并不等同于放纵和轻浮。在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之上，同样有着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寻，但其追求的已不再是之前的朝廷美学体系所追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格，而是在自然的基础上追求内在神韵与气质的超越人格。关于自然，阮籍承接了庄子关于至人、圣人、神人的定义，在《大人先生传》中描绘了“大人先生”之一摒弃了一切身外之物，高吟着天地虽大，心安自在即是归处的理想人物。 　　在本性自然之外，内在气质也是理想人格所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外有筋骨皮，内有精气神，为人处世中时时刻刻散发出来的是由内而外的精神修养，也即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清朗”“神韵”。只有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人格才值得后人所敬仰与崇敬：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史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松下风。”（《世说新语?赏誉》）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世说新语?赏誉》） 　　二、 生命意识的觉醒 　　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来形容魏晋。魏晋是中华历史上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政治黑暗、乱党专政、哀鸿遍野、人命如草芥，整个社会充斥着阴谋和残忍，“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随处可见。百姓们得过且过，能活一天是一天，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头上;士人们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权力富贵都如烟云般虚无缥缈，朝为庙堂之高臣，夕已为荒野之新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子文人们承受着人生无常的痛苦，在心底里用最沉郁的声音吟咏出大量关于生命短促的诗句：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 　　 浩浩阴阳移，年岁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在这些诗句中，溢满了对生命的感慨与悲叹，“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一个人的生命中是否能闪现美的光彩，决定于是否能执著于生，只有意识到生命的美好，才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努力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