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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对河南社会影响
试论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对河南社会影响
【摘 要】民国时期,河南仍旧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环境落后,因而接连不断的灾荒给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和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这主要表现为:大批灾民的流离死亡;经济损失惨重;社会矛盾尖锐。
【关键词】民国;灾荒;社会危害
一、灾荒打击下的灾民
灾荒在传统社会的第一个直观的社会危害,就是严重的灾荒之发生总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损失。民国时期,本来河南社会经济就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又因频繁地受到灾荒的冲击,在社会救灾机制不力、人民生活贫困的条件下,灾民的数量就尤其众多,灾民的生活也就愈发凄惨和不幸。民国时期区区三十八年时间,发生在河南的灾荒而致灾民达十万人以上的年份就有二十来个,可见河南受灾何其频繁,受灾程度何其甚。同时,由表12-1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同样是大灾年,而不同灾种造成的灾民数目大有差别。水灾具有突发性,它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因农田房屋等财产“付之东流”而灾民巨增,但水灾一般延续的时间不长,且“水灾一条线”,其影响范围也不会太大,所以由其所造成的灾民数一般也不会太多。如1933年和1934年黄河大水灾,虽然当时水灾规模很大,但受灾人口也分别只有830 647人和750 000人。而旱灾,由于其持续时间较长(持续数月已属正常,有时甚至长达数年),成灾的面积广(面积广至一个大区域,一省或数省),“旱灾一大片”,因此它虽然不构成对人类生命的直接威胁。“但它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远比其它灾害来的严重和彻底,也就是说它主要通过切断维持人类生命的能源补给线从而造成的饥馑以及饥馑引发的瘟疫来摧残人类生命的。”[1]所以大旱灾年往往就是河南人口损失最惨重、灾民最多的年份。如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仅河南灾民就达7 473 835人,1929年旱灾受灾人口,而1943年大旱灾在1942年旱情的积淀下灾民竟。
频繁的灾荒造成大量灾民的出现,在民国河南政府救灾不力和河南普遍的经济贫困下,造成灾民的大批死亡和流向他乡。
(一)灾荒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经过大灾的洗劫,灾民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粮食的极度缺乏使他们难逃饥饿的魔爪。当时灾民生活是极端痛苦的,灾荒发生后灾民最首先面对的就是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飞涨。这种粮价飞涨伴随灾荒而来的情况历朝历代都很突出,如“丁戊奇荒”期间,光绪三年(1877年)9月,河南小米每石以市斗190斤称,需银4.2两,而但到了光绪四年五月,在被灾最重的豫北地区,小米每石即急涨至13.5两,价格几乎是以前的四倍。[2]到了民国时期,因灾而粮贵更是愈演愈烈。1929年河南大旱,南召“小麦斗价三十余千,为平日的二十倍以上”,“邓县小麦价涨二十三千,小麦每升五千”,并且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3]1942-1943年旱灾,汜水抗战前小麦每市斗六角,小米六角余。1942年麦收前,小麦每市斗涨至二十二元,小米二十三元余。至1943年春小麦每市斗涨到三百元,小米三百六有余。[4]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高昂,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能吃上一口他们日夜在田间劳作而收获的最普遍的谷物已是一种奢望而已,他们“所食之食,有为畜类所不食者。”
灾民们没有粮食果腹,只能吃树皮、草根、野菜等。有人对1920年大旱灾过后豫西渑池等地的灾民食物构成进行了调查,该地的食品主要有:糠面(系无实之秕谷高粱皮碾为细面所制者)、野菜糠馍、槐叶糠馍、秕玉黍皮馍、柿叶糠馍、树皮野菜糠饼、玉黍心(即北方俗称包米棒)。然燃料而灾民食之,查有糠可食之家甚少,以末年禾苗,甚未出穗,多以旱枝故耳。榆皮面、杂树皮面、柿枝面、柿树皮面、柿蒂面、桐叶面、槐叶面、荆条子面、橡斗子面、净石面(出渑池县以东石门沟,远近争食者如市,据士人言,光绪三年灾民以此充,但久食即发瘟而死)、石糠面、石擀面等。[5]
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况。如1913年旱灾当时的媒体就有河南有吃人肉的记载。[6]1922年河南水灾,“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7]“灾民昼无所食,有杀子作饔?者”。[8]1929年旱灾,“(南召灾民)乘夜无人,发甫掩埋之尸而食其肉”。[9]1943年奇旱,“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10]
灾害的直接摧残(主要是水灾)和灾民因无食饥饿以及灾后痢疫、霍乱等瘟疫的流行,致使每次大灾都有巨大数字的灾民死亡。“据过去官方的和半官方的统计材料,我国农村人口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二十五至二十六。除印度外,这实是世界各国最高的死亡率。”“而连绵不断的灾荒,实是造成这最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11]1920年大旱灾,灾荒发生后河南省灾区有八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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