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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 　　摘 要：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法律明确规定了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相较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还有主体公益性、起诉理由预见性、诉讼目的长远性等特点。同时，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范围并非完全重合，由此得出举证责任倒置不能满足环境公益诉讼在举证方面的要求。本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出发，分析了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不足，指出环境公益诉讼应当重新构建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构架，并通过丰富证据种类、采用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发挥支持起诉功能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举证困难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73-03 　　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1]。但由于损害行为与因果关系之间界限不明，举证责任倒置绝对性与因果关系复杂性不相符合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2]，转嫁甚至否认和回避因果关系的适用。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延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并非完全相同，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引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不适宜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规范。 　　相比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环境公益诉讼除了包含环境侵权长期性、间接性、复杂性、潜伏性等特点，还在起诉主体、起诉理由、诉讼目的及结果效力等方面有其自身特殊性。本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入手，结合举证责任倒置在实际应用中的缺憾，提出重新构建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构架，丰富证据种类、采用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发挥支持起诉功能促使举证双方的举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帮助还原案件核心事实，促成案件的合理审判等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 　　（一）主体特殊性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以及《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以下称“环保组织”）。主体的公益性特征也为原告举证带来了诸多优势，使他们有能力、有渠道整合多方面资源，获取更多信息。 　　从产生类型上看，自上而下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组织日臻成熟，设有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咨询委员会、维护环境权益项目管理部、维护环境权益专项基金和环境律师事务所等专门机构，组织结构完善[3]。此外还有部分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环保组织。从目前来看，环保组织作为起诉主体能够涵盖公益诉讼的范围，能整合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术人才，具有更加丰富的信息渠道，举证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常扮演环境污染案件加害人角色的企业，规模实力参差不齐，即使是较大企业，在环境监察方面也没有设立专门部门，被告举证能力、证据距离因具体案件不同，差异较大。 　　（二）起诉内容的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是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风险性”作为起诉理由是环境公益诉讼相对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特点，表明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带有前瞻性、预见性的诉讼，不光是针对现实利益，也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的利益。环境侵害本身所具有的潜伏性、间接性、长期性等特点，环境公益诉讼的因果关系的举证十分困难。而“风险”是对损害结果的预测估计。《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明确指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应当提交证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风险”的加入，体现了新《环境保护法》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立法目的，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因此，不符合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 　　（三）起诉目的的特殊性 　　新《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具有预见性的环境公益诉讼需要“量力而行”，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提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环境诉求，才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4]。基于诉讼地位平衡或者保护的目的，强加于原告或被告严苛的举证责任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相较于环境侵权诉讼中原被告的对立关系而言，针对环境公共利益救济的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原被告的利益共同点，因此，找到这一平衡点，使原告被告都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治理，共享环境保护的收益，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好归宿。 　　二、现有举证规则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困境 　　（一）倒置的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