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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关系――试论中国诗画差异性 　　摘要：当下，谈到诗与画，都是限于“诗画一律”或是“诗画非一律”的关系来讨论，然后在诗与画关系的理论发展和历史演变的探寻，却鲜有人问及。这就可以看出，在古代，诗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并非一开始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论在内容和表现手法都有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众多的研究者眼中，无不在文中一笔带过，或者是用西方的诗画美学关系来弥补这一方面的理论缺乏。诗与画的差异性，不仅要正面对待，还应当去清晰地探寻于其中，人云亦云地一味谈论诗画的“共同性”可能会淹没了诗画的“差异性”。 　　关键词：诗画；审美意象；差异性 　　诗与画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孔子，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子夏与孔子探讨：“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这句话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问答，大意是，子夏问孔子：“漂亮的脸笑的美啊，美丽的眼黑白多分明啊，洁白的脂粉，更把她装扮的楚楚动人啊。’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像绘画一样）先绘上彩色，再用白色修饰。”这里孔子把绘画中的色彩反衬来与诗经中庄姜美貌的艺术描写进行对比，首次将诗画并提。虽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加以进一步的比较，却隐约体察到了诗画艺术表现手法的相似，为探究诗画关系理论迈出了第一步。孔子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对诗画功能进行解读，认为诗有“兴、观、群、怨”的教化作用，具有修养身心的作用，更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观点。《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以为绘画具有“兴废之诫焉”，“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可以知今。”孔子认为绘画具有像镜子一样的察形作用。可见，孔子认为：诗与画跟乐一样，都是实现他“仁”政理想的辅助手段。然而，孔子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如对诗歌与绘画的价值上做出明确的高下判定，但从“子曰：兴与诗，立与礼，成与乐”来看，在孔子看来，诗的地位应当是高于绘画的。 　　到了汉代，王崇将诗画关系作了系统比较，在其《论衡?别通篇》中，将绘画与诗文进行对比。在他看来，诗文具有言教的特殊作用，相比于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俱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图画的作用就是“形容俱存”，人们只是爱欣赏画中的古人形象。王充主要从诗画两者在记载历史与文学功能的方面来做比较，认为文字记载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思想精神，而绘画只能赋其形象，不能够通晓其思想。虽然，王充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上分析教化的作用，迎合当时儒家“激劝”的教化性，对诗与画作出了在接受功能上，“画不如诗”的判断。但在一定程度上，王充已经认识到了诗画两者之间的区别，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极其进步的。乃至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极高地赞扬诗歌的社会地位。可见，在中国古典美学即将自觉之际，对于诗与画的关系，基于它们的功能差异，诗歌在社会上获得了比绘画更大程度的重视。魏晋以后，历经唐五代至宋元，经过众多文人与画家的力推，绘画的地位才得以与诗歌并列，到苏轼“诗画一律”时得以完备，这是后话。 　　《诗经》是孔子经由《诗》整理编订而来，《论语》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在此引出了“兴、观、群、怨”这组概念，来说明诗的社会作用。 　　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这组范畴，对于诗的欣赏的心理特点做了深刻的阐释。其一，孔子讲诗歌中欣赏活动的多种因素和内容联系统一起来。诗给予欣赏者，不但有认识性的，同时还包含情感性的内容，这就需要欣赏者对诗进行欣赏时，要运用全面的视觉欣赏。其二，孔子强调诗对人的精神的感发作用，从而把握欣赏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夫之说：“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去枢机在此。”又讲“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王夫之认为，兴，就是诗对人的灵魂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就是对人的精神面貌从总体上产生激发、升华的作用，使人摒弃恍惚低沉的状态，激荡心胸城府，成为为一个有朝气、有作为、有志气的人，从而达到豪杰与圣贤的境界。在《唐诗评选》中，王夫之说：“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故曰：诗无达志。”这里讲的“诗无达志”是指诗的审美意象具有多义性。由于诗的意象具有多义性，因此，诗的审美意象就具有美感的丰富性。王夫之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诗之所以有特殊的价值，就是在于诗在审美意象上具有审美多样性的特点。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张这段话给予了绘画很高的评价，认为绘画在认识教化方面与诗是相同的。即使画能够达到诗的“兴、观、群、怨”作用，却难以达到诗“兴”给人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