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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文化与园林设计中植物选择和布局 　　摘要:中国园林以诗情画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著称于世。在园林中,诗词是文人表达情感意境的主要文学方式,植物是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质;诗人用想象为园林植物提供表达空间,指导其布局及种类选择,借园林植物表达人生哲理、寄托感情。二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关键词:诗词文化;意境;园林植物;园林设计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149-06 　　 　　刘勰在《文心雕龙#8226;明诗》中叹道“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讲的是主观的感情是有感于客观的外物而产生的。“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朱熹),诗词是人类最早的精神创作之一,是语言发展的精华体现,也是表达感情最精炼的文学方式。植物是人们生存处境的见证,同样有生命的语言,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诗词中。植物的枝繁叶茂、坚韧挺拔、开花结果、四季轮回等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天性和人类内心丰富感情形态有着天然的契合。于是人们在二者之间找出某些相似之处,并赋予了它许多来自人类自身思维活动的文化内涵,把这种感官的快慰和寄托的情感表达在他所赞美的事物上,而植物便自然而然成为这种文化的载体。 　　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诗歌便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稍后《楚辞》中诗人屈原也借用大量的描写花木香草,畅怀抒情。随着后来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歌咏植物的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到后来更是扩充到宋词元曲里而达到一个高峰。从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描写,到陆游的《卜算子#8226;咏梅》中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名篇佳句都家喻户晓。《全芳备祖》和《广群芳谱》等专书汇集了历代诗人有关花草树木的诗词歌赋。[2]到清代,前人留下的歌咏植物的诗词约万首以上。这些诗词为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选择和布局提供了想象空间和理论依据。 　　 　　一、园林植物在诗词中的体现 　　 　　植物形象的简约性和变化性使其具有了形成意境的可能性,而对于诗人来说,当他充分认识到植物在表达个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种种优势时,就会注意到植物内在和表象的特性,在把握人物与植物互相作用等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这种关系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文学效果。诗人对于植物意象的梳理和应用,使诗歌呈现了更多的潜在内涵,具有深邃内敛的艺术魅力。 　　 　　(一)园林植物在诗词中出现的历史 　　一部植物诗词史就是记载人类对植物从自然崇拜到情感载体,从自然植物到园林植物的变迁史。诗人与园林植物的关系犹如鱼水相得。植物是最早进入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的自然生命,从早期的采集和林栖,到后来的农耕种植和伐木筑巢,植物在人类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人的生存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植物,植物旺盛的生命力和某些神密的特性常常引起早期人类的崇拜,他们企盼获得同样的神力,以认识自然驾驭自然,因而植物也逐渐地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的则多为与物质生活有关的植物,赞美其丰富、繁多、生命力的充实旺盛。其中对植物的大量描写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表现了他们对植物的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3]这也是祟拜产生的心理基础,为歌颂和赞美植物奠定基础。 　　在《离骚》中,兰草、菱荷等香物因受到崇拜而发展为图腾,进而成为品行、道德的象征。而艾、蒿等被视为凶邪祸患的植物就被赋予消极防备的意义,形成与香草之类不同意象的取向,于是在诗中出现了对植物描述的善恶倾向表述,有了所谓“恶草”喻小人的文化因由。屈原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来描述自己生活中的植物价值取向。 　　到了南朝时期,随着山水诗的出现,开始了以竹为中心意象的咏竹文学,是诗词中植物从自然崇拜到情感载体的转折。谢?I的《秋竹曲》对竹“从风既袅袅,映日颇离离”的写意,从此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竹吟咏不断,竹秀逸、柔美、长青的特性给了贤者以灵气,文人对其淋漓尽致的描写,借以象征虚心、耿直、坚贞等品质,成为象征民族的人格评价和理想的重要符号。 　　唐宋时期,诗词艺术发展到巅峰,与此同时园林艺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当园林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时,文人将身边的园林景物作为描写对象很自然也很平常,以园林为描写对象的诗、词、文则应运而生。此时的园林植物的种类有了极大地丰富,配置方式也有了从单一随意的栽植到有章法的组合式的转变,表现情与境的结合也发生了变化。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成都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一批文人士大夫的私人庭园的涌现,使诗词与园林植物配置的结合达到一个高潮境界。 　　迨至宋代,随着京城的南移,面对“满湖醉月摇花”的西湖和遍及各个阶层的园林,以诗会友于小园,以词寄情于物象成为风尚。园林中的植物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