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影响.docVIP

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影响 　　摘要：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末，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诗钟；科举制度；清代台湾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这表明，某种文学现象或文艺思潮的兴起，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和条件，从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环境、文化教育条件等角度着手，来探讨和揭示文学现象、文艺思潮兴起的原因，及由此带来的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可能比单纯描述文学现象与文艺思潮本身更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诗钟是运用传统对偶艺术，限时、限题、限格、限字写作五言、六言、七言及骈体对句的一种诗歌体裁，其中又以七言诗钟发展最为成熟和充分。关于诗钟的起源，历来就有“改诗说”、“仿刻烛击钵说”、“仿建除体说”、“诗联说”、“诗牌说”、“诗谜说”、“酒令说”、“属对说”、“课艺说”等说法，意思是诗钟渊源于中国传统的律诗、绝句、对联、谜语、酒令等，并且与封建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创作的基本模式即脱胎于古代私塾教学之“对课”、“改诗”等，活动的最初目的则是为了培养封建士子学会写作科举考试中的“制艺之诗”。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诗钟一经在闽地产生，便由福建宦京之士携至京城，再由京城播及全国各地，“不数十年，风行薄海内外。名联佳句，亦由好事者之流传，而脍炙人口。盖骏?V乎附庸风雅，割据词场矣”。特别是在台湾，诗钟一经传人，便成为影响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值得研究和关注。本文即试图从诗钟与科举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诗钟兴起的原因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一 　　 　　“老妾味如常饭菜，诗钟荣比小科名”(无名氏《饭、科，凫胫格》)。自从诗钟产生以来，历代钟手每每喜欢把它拿来与科举相比，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然而，诗钟与科举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历来论者绝少探及。 　　诗钟与科举之关系，探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诗钟产生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大融合的时代。一方面，传统政治体制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再经由清初统治者的进一步巩固与强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举考试制度作为封建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虽历久而不衰，并且成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项中心内容。另一方面，经过清初“康乾盛世”，清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对的繁荣，因而这时期文化艺术得到空前发展，各种文艺活动花样翻新，在京城及各地异常活跃，单纯围绕戏曲名伶而开展的活动就有评花、咏伎、征歌、选色、出花榜、打茶围……。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各种文艺形式之间又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并且吸收某些政治形态、制度程式等作为其外部表现形式，从而产生出花谱热、击钵吟、诗钟等许多新的文艺类型。诗钟就是在汲取中国传统律诗、绝句、对联、酒令、谜语等文艺类型的艺术养分基础上，采用了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作为其外部表现形式的一种综合性文艺类型。 　　清代科途漫漫，从童蒙初启到鼎甲在握，士子们必须经过岁考(又分县试、府试和院试)、科考、乡试、会试、殿试等层层选拔，而围绕科举取士的各种选拔制度严格细密，各种仪礼程式也庄严隆重。据载，“金门人林豪于咸丰八年(1858)参加戊午正科福州乡试……在乡试期间林豪写了‘棘闱杂咏’20首，就场中所见，形诸笔墨，依次为‘录遗’、‘唱名’、‘搜检’、‘场监’、‘号舍’、‘题纸’、‘起稿’、‘交卷’、‘分饼’、‘领签’、‘誊录’、‘号军’、‘蓝榜’、‘弥封’、‘荐卷’、‘揭晓’、‘堂备’、‘副榜’、‘磨勘’等，自注甚详，堪称研究清代科举制度之珍贵文献”。而从《停云阁诗话》、《诗畸》、《清稗类钞》等有关诗钟创作机制的载录来看，诗钟活动中主要有词宗设置、命题、计时、纳资、值坛、收卷、誊录、校阅、标取、唱卷、赏贺、罚纳等环节。其中，“收卷”、“誊录”、“校阅”诸环节，与科举考试完全相同；所设“左、右词宗”，相当于科举考试之任命正副主考；“值坛”，相当于科举考试之选派监考人员；“标取